“如果说以前这里只是我睡觉的地方，那么现在这里已经拥有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他说。
标满韩文的超市，走进任何一家店铺甚至银行都会有讲着一口流利韩语的服务员，这一切让他感觉到方便，但也让他原本不错的汉语有了稍许退步。“因为已经来了14年，我在这里的朋友比在韩国的朋友还要多。”朴允植说。
当时还是地产商人的韩尚润之所以选择了位于上海古北这里一套价格昂贵的公寓，也是因为这里是韩国朋友们聚集的地方，而且到处充斥着专门为韩国人服务的各种店铺。虽然地理位置已经临近上海的郊区，但古北地区的房价却曾高达每平方米4万元人民币。即便在韩国人大量撤离的今天，这个地区的房价仍保持在每平方米2万元人民币以上。
“因为生活习惯的差异和语言问题，我们还是喜欢去韩国人或朝鲜族人开的店铺。”留学生金钟敏说，“但现在这边无论是买韩国商品，还是吃饭、剪头发，都要比韩国还贵，所以已经很少去餐厅吃饭了。结果就发现许多原本熟悉的店铺或公司关门倒掉。”
“很多韩国人来中国做企业，是因为中国劳动成本低，物价便宜。现在劳动成本上去了，物价也高了，所以开始淘汰。”“在中国韩国人会”会长郑晓权说，“虽然有金融危机影响，但我认为之前这些企业也没有打好基础，所以禁不起打击。”
离开前，家在北京望京西园三区319号楼的韩国人金玄震和妻子一起在小区的垃圾回收站变卖家产。他因为经营广告公司失败而将回到韩国。已经在北京生活4年的他，将带不走的家具全部变卖。“以前都是和些韩国的大公司合作，现在这些企业收缩了业务，所以只能回国。”和很多在中国的韩国人一样，金玄震仍不会说汉语，他的太太只能做简单的翻译。由于韩国人的搬迁，望京西园三区垃圾回收站的赵静几乎每周都会碰到这样的“大买卖”。
这一切，朴允植和韩尚润都曾经历过。
1995年，为了筹建LG双子座大厦而来到北京的朴允植，觉得北京的气氛朴实得让他想起小时候和奶奶生活的日子。然而这种感觉在随后的快速发展中慢慢消散。
那时的北京长安街旁边还没有很高的建筑，审批政策也很保守。在艰难的申请过程后，为了保证街对岸外交公寓的日照时间，LG双子座大厦的设计由立方体变成了圆柱体，顶部成为了现在的斜面设计。
随后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筹划中的LG大厦停下了脚步。在随后的建设过程中朴允植又遇到了在国外从没遇到过的搬迁问题和2003年的那次非典，让这座宏伟的建筑在筹划了10年后的2005年才最终建成。
朴允植就和这座LG双子座大厦一起留在了中国，直到今天。“这座大厦是我的孩子，”只要谈起LG双子座，朴允植就充满感情，“我退休后可以选择是回到家乡还是留下来，但我决定为了我这个孩子留下来。”
虽然在退休时刚好赶上金融危机，但这并没有太影响朴允植和他同事的收入。
“早在5年前，公司就决定对海外公司用本地货币来支付工资了。所以中国所有员工都是拿人民币的。”朴允植说。LG双子座大厦的业务也并没有因此受到很大影响。“影响肯定有，但也顶多是一些原本有扩大营业规模想法的跨国企业取消了计划，不扩租了。好的写字楼都不会影响很大。”
虽然要比朴允植年轻近20岁，但韩尚润来中国的时间却比朴允植还要早3年。经历也显得更加曲折。
1992年，正在读大学的韩尚润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进修了一年汉语。大学毕业后进入韩国大宇集团的他，负责中国房地产投资业务。跟随大宇集团，他曾经参与北京凯宾斯基饭店、延边大宇饭店、桂林喜来登酒店的建设。
1997年的那场亚洲金融危机，让这家与现代、三星齐名的韩国企业无法抽身在中国内地进行新的房地产投资。2000年，韩尚润被调回韩国。2001年，他又回到中国，这次则任职现代汽车起亚中国小组。
“我割舍不下房地产业。” 韩尚润说。
2004年，韩尚润离开现代汽车，出任韩国地产五强企业之一的韩国佑林建设株式会社(woolim)上海代表处部长。佑林在昆山开发的佑林@泰极楼盘，是韩国房地产企业在上海开发的第一个楼盘。韩尚润参与了从拿地到一期销售完毕的全过程。这给了他信心。
2007年，韩尚润离开佑林，与朋友合伙创建韩南房地产公司，与上海仲盛集团合作在浙江桐乡运作一个商业地产项目。他认为，以自己在佑林的经验，出来创办房地产公司即使失败，也可以再进别的知名房地产企业。
但事情却离他所预期的越来越远。直到去年，韩尚润发现，形势正在急转直下，韩南与上海仲盛合伙的浙江桐乡商业地产项目因销售举步维艰而暂停，他试图继续找寻下一家房地产企业，却已经没人愿意接盘。
“从佑林到韩南，我开始非常傲慢，非常有把握，相信自己什么事都做得到，眼光也放得很高。直到碰到金融危机，发现很多事情都往不好的方向发展，想继续找房地产方面的工作都找不到。”他失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