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一些和海外有密切联系的民营企业或者在海外上市，或者将一部分业务挪到海外，也有一些企业家以移民的方式获取安全退路，这些都属于象当年上海老板和怡和公司一样没法活下来的选择。一些媒体和学者对富人移民、财产外流的现象持批评态度，其实，为什么不能自己检讨以下我们的体制和政策除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让民营企业没有安全感、因而采取“趋避之”的策略以求生存。这就像一个地方社会治安不好，良家妇女都不敢出门，躲在家里甚至搬去另外的城市，你却不检讨政府责任、打击罪犯、改善治安，反倒怪罪良家妇女为什么不出来让坏人调戏和侵犯，真是岂有此理。，
总之，在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急剧变化、政策多变的环境下，过去一百年民营企业家以所有人生智慧可以想到的能够穿越制度转移和体制摩擦造成的死亡逻辑的秘诀无外乎这四种方法。这过程中隐含的最大的死亡陷阱其实就是吴晓波概括的民营企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经典困局，即：无论哪个执政党，也无论什么样自称了不起的政府，只要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一陷阱，民营企业就难以真正穿越体制的死亡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