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时期，紧随其后的还有北京同仁堂(行情,问诊)的老板乐松生等。今天，我们在人大、政协领导名单中可以发现不少民营企业家，在他们身上，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方式上，都闪现出当年荣毅仁的身影。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企业没有被逼捐给政府，也没有公私合营。但愿历史不要开他们的玩笑，再给他们一次重复1956年故事的机会。显然，如何用法治的力量保证民营企业家的利益和精神传承，仍然是“横亘在中国社会经济面前的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个问题，是下一个30年审视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也成为考量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商人命运的重要风向标”(王俞现语)。
选择三：被动妥协，委曲求全
第三种选择是被动适应，以不断地妥协、委屈求全保全已有的即得利益。如果说第二种选择多表现为少数大型民营企业，那采取被动适应的态度则是绝大多数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无奈之举。1949年共产党进城之后，先是提出保护民族资本，然后一步步改变政策，又提出要“限制、利用、改造”，在流通领域统购包销，通过“五反”打击民营企业的经济合法性和道德上的正当性，直到最后强制实行定息、公私合营，到1956年使民营企业彻底被消灭。一位当事人(桂勇)回忆道：“不合营你也生存不下去，为什么?劳资纠纷不断，就是工人不断斗你你也不能开除他，工人即使不干活也得发工资，企业原料不足、业务不足，国家把金融、原材料全部控制好了，私营企业拿不到原材料，给你拿的也是价格两样的，工人的组织——工会已经成立，税务机关已经较完善了。我们已经是走头无路乐，不要说厂里，连家里的钱都拿到厂里开支，到最后家都破产了，资本家风险压力很大，这样，资本家就没有什么内在积极性了。”这就是当年所谓敲锣打鼓“公私合营”把企业拱手交给政府、走进社会主义的真实情形。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此也直言不讳，他说：“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他还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陈云也算过帐：用1.15亿的定息让71万私人资本拥有者敲锣打鼓交出23亿的资本，实在是很合算的。这71万人就是被动适应，仿佛被温水煮青蛙，他们弱弱的希望和最后的幻想就是保全手头仅有一点可怜的资本与权益。然而，正如毛泽东所坦陈的，共产党“良心不多”，结局是灭亡和“绝种”。
其实，今天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最担心的并不是有一天政府拿刀架脖子上，强迫交出企业和资产，而是害怕历史出现惊人的重复：渐渐的国进民退，政府的手越来越长，越来越忙，传统意识形态强势回归，在道德上丑化民营企业和“有钱人”。近几年，陕西的煤业整合，河北的钢铁整合，以及房地产领域的去市场化等等，都令人似有历史再现的恐惧。在强势而又以法治国(而非依法治国)的政府面前，民营企业家是一群可怜的待宰羔羊，所谓选择，实际上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维护的只是等待死亡的权利。
选择四：远离是非之地
第四种选择就是“趋避之”，就是逃离是非之时、是非之地(譬如移民)，就是躲开社会制度和政策的震荡，也就是躲避没有法制的政府。过往一百年，在几次大的社会震荡和制度变革时，都有一些重要的民营企业因为逃离(避)而幸存下来、发站起来，改革开放之后又回到大陆，从而延续了企业生命，创造了百年老店的传奇。1945-1949因躲避战乱和害怕共产党新政权斗争，不少上海的老板逃到香港，一时蔚为风气，这批人后来在港战后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企业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有一些又回到大陆继续开拓生意，延续着企业生命和家族的光荣。还有一类名义上是洋人、其实一直在中国本土开展业务的民营企业，因为在海外的血脉一直未断，即使在中国大陆财产归零，也游刃有余，东山再起，重回中国。比如说怡和公司，180多年前由两个苏格兰青年创办，一开始他们的业务就在中国广州，后来一直延伸到整个中国内地，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大城市;到1949年时，怡和在整个中国已雇佣了2万多人，在东南亚地区还雇了几千人。1949年，中共的军队进入上海接管政权后，以半买半剥夺的方式强迫大班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放弃了在中国大陆的所有财产。这时他只好退到香港，重新创业，以区区 ***万再次打拼，经过几十年努力，又使怡和帝国重新恢复，在除中国大陆以外的整个东南亚地区雇佣了20万人，成为全球500强之一。临近97香港回归的时候，他记得1949年的痛苦经历，于是再次以“趋避之”的方法将公司的注册地迁到新加坡，事后15年，我见到怡和主席的时候问他，当时为什么要离开香港，他不紧不慢地拿出两张表格对我说：“我的责任首先是把公司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也就是受法律保护的地方，这两个表说明离开香港后，我们的业务没有停下来，反而发展更好了，具体地说就是投资回报率比巴菲特要高，增长率比李嘉诚也不差。”最近几年怡和公司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又有很大发展。回过头看，两次都因为部分业务在一些稳定和有法律保护的地方保留下来而使企业得以延续，甚至快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