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上看，德国比法国更有工业复兴的优势：2011年法国政府债务已超过其经济总量的90%，而德国此经济指标已经降低至80%;2012年，法、德两个国家失业率分别是10.3%和6.8%;法国2013年财政预算赤字基本上已无法降至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德国政府却即将迎来“零赤字”。
实际上，法国正在实施的计划中也能看到德国的影子。过去十年中，法国工业部门丧失了75万个就业岗位与900家工厂。再工业化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当前严重的失业危机。奥朗德政府希望通过《促进增长、竞争力和就业的国家公约》达到这一目的，该公约包括一项未来三年逐步为雇主削减劳动成本的计划，这是法国新工业革命的动力。
早在2012年10月4日谈判开启以来，法国劳资双方就在谈判如何使劳工市场畅通，同时又给企业更多灵活性，给员工更多保护。1月10日，法国劳资双方交给了奥朗德政府一份有关“就业安全化”的方案。
而2003年，担任德国总理的社会主义者格哈德·施罗德推出了“复兴计划”，旨在彻底扭转困扰德国十多年的经济衰退，该计划核心是哈茨委员会提出的《哈茨建议》。《建议》全面实施后，那些不参加工作又拒绝接受培训的人领取失业救济金受到限制，此外，它还放宽了对企业裁员的限制。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哈茨建议》虽让德国实力大增，可民众不买账。德国很少涨薪，2011年和2012年，德企员工薪资增幅最多能达到2.5%到2.6%，罢工因此经常发生。
“如果法国这次就业方案通过，劳动力成本下降，我将选择留在法国并扩大生产。”一位坚持匿名的中资企业高管说道，从去年10月，他一直关注欧盟国家新工业革命，他认为法国在此方面应向德国学习，更坚决也更强硬地实施法案，才能激活工业活力。
有一次，我们乘坐火车从里昂开往另一个城市时，半路突然停了下来，广播里说，大家稍安勿躁。司机参加罢工去了。我们只能坐着大巴赶往目的地。
在德国，同样的“运气”再次降临，这倒不奇怪，最靠谱的德国铁路系统如今成了坏典型，火车晚点率达到27.4%。
站在悲观的一面，法国与德国总算有了共同点。“工业复兴的难度真的难以想象。”巴黎市一位经济发展顾问如此分析道，“不管是新工业革命还是再工业计划，最后都需要拿出钱来，成也金融，败也金融。”
中国角色
总有阴霾无法覆盖的地方，中国消费者就是那缕阳光。巴黎购物中心老佛爷、香榭丽舍大街总是人满为患，那些高达三四米的橱窗内放着交响音乐，中国提线木偶跳着舞，敲着鼓。迪奥(Dior)柜台，刻好汉字祝福语的瓶子被迅速装进包装盒递给中国人。
欧洲许多餐馆都委婉地拒绝中国人刷信用卡付费，“如果没有欧元，人民币也好。”一家中国餐厅老板告诉我们，必须精打细算，“如果刷信用卡，你要交一笔手续费不说，我也要交，真不划算。”不过，他还是感谢满座的黄色面孔，“原来还有本地的法国人来此就餐，现在你看都是国内旅行团带过来的，当地人越来越少。”为了降低成本，过去他每周歇业一天，如今一周休息两天。但如果没有中国客人，“恐怕一周只能开业两天了”。
这些街头的消费只是表象，2012年中国企业在德国进行了数次并购，“一个单子比一个单子大。”中国驻德国使馆公使衔参赞孟繁壮告诉我们，“德国人很担心。”一直以来，中国是“世界工厂”，而德国自称为“制造世界工厂的工厂”，当“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收购”，不是件令德国人愉悦的事。
在德国，中国人受到的阻力从办签证开始—中资企业员工家属办签证需要考德语资格。“这挺差劲儿的。”中国驻德国汉堡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参赞裴永贵说道，“我有时开玩笑说，德国企业员工到中国办签证，是不是也要考个中文资格?”
法国企业就非洲政策与中国也屡有摩擦，他们指责中国的做法是“新殖民主义”。去年12月初，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对BBC说道，法国企业必须对抗中国的影响力，主动出击竞争非洲市场。
事实是，在欧洲工业复兴中，涉及高技术附加值部分，中国一直徘徊在大门之外。我们曾受邀参观法国竞争力集群中的一家工厂，到达后才发现它只生产铝合金器皿，特别之处是器皿用以存储基因样本，而真正有含金量的基因工程要高度保密。当我们向一位政府智库专家提出要求，是否可以了解一下法国核心竞争产业时，他简单介绍了下情况，直接告诉我们，法国真正的高尖端科技俱乐部大门只向法国人与很少的德国人敞开。
即使盘活存量，也没那么简单。
Setter Walls是哥德堡历史最悠久的律师事务所。这家律所的CEO、执行合伙人Joakim Edoff认为，中国人往往太着急了。“它们做生意往往与正常程序逆着来。比如说，青年汽车计划收购萨博，它进来的比较晚，如果我们把并购分为谈判、签订合同、付款和交接这四个阶段的话，青年直接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说，青年汽车没与萨博签订收购合同，就付给萨博一笔钱，用于生产线恢复、发工人工资，结果上亿元人民币打了水漂。”
“许多中国公司来德国并不喜欢花一大笔钱用来请律师，花时间做调研，”德国汉堡峰会中国区负责人Arnaud Favry说道，“结果往往会遇到更大的陷阱。”
Setter Walls的另外一位合伙人Anders Holmgrem谈到与中国人做生意时指出，这需要更多的信任、沟通和耐心，可能与中方代表见过许多轮，但真正的决策人还没有出现。“这是比较麻烦的事，层层汇报太多，可能最后决定这个事儿的人都不在企业内部了。”
走进萨博已经停产的工厂，7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内，留守的80来名员工大部分都在擦拭机器、清洁工厂。为避免生产线生锈，他们不能遗漏任何一颗螺钉螺母。瑞典国家电动车公司新闻发言人Mikael Ostlund告诉我们，只要条件成熟，萨博随时可以恢复生产。从欧洲归来，我们再打次电话给Mikael Ostlund，他告诉我们，工厂最新的变化是又增加了70多人，生产线还在等待命令。
欧洲的工业复兴，也正在等待一次真正的重启，而中国在其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依然晦暗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