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顾雏军的回应和众多政商学界人士的加入，“郎顾之争”迅速升级。这场争论被称为延续了“1998年大规模推行国退民进企业产权改革以来”的“第三次改革论争”。
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自产权改革以来如何看待“国有和集体资产的严重流失”以及如何看待以国企私有化为目标的MBO。
在学者们的隔空交战中，论战不断升级。中国经济界几乎所有重量级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大致分成两派：“挺郎”一方的以左大培、杨帆等人为代表;而不赞成郎咸平主要观点的有吴敬琏、张维迎及周其仁等。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一篇《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的文章中说：“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则表示，“我与郎教授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主张停止产权改革，而我主张规范产权改革。”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这场论争的影响力被奇妙地扩大了。公众的广泛参与将这场原本学术界的改革争论延伸为一场社会大讨论，成为“20年来经济理论界规模最大、火药味最浓”的论战。
2004年12月，MBO终于从模糊走向规范，立法程序启动。
“回归” 起点
时间进入2012年春天，又是一个春天。
此前，围绕国进民退、国有企业私有化、国企垄断等命题，理论界的争论从未中断。
2012年4月，茅于轼在微博上呼吁将国企进行私有化改革——这已不是他首次这么做。在上一年的两会上，他所在的天则研究所提出“国企亏损论”。
与此同时，反对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
林毅夫认为“大规模私有化”不能解决国企的问题。“我相信，私有化不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
经济学家华生直指“国企私有化论必陷中国于劫难”，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公有私有并存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中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例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宇则认为“国企改革已经进入到做强、做优、做好的地步”。
此时，中国企业研究院出现了，组织50多个版面40万字评论与报道，明确宣告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而不是私有化，成为2011年最有影响的国企宣传现象。
面对“国进民退”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不少学者站出来强烈反对。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便是代表人物。“老国有企业可能因为老体制生锈了，你可以给它除除锈，改革机制，卸掉包袱，让它向新型企业转变，但绝对不能把它变成私营企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脊梁真正培养起来。”胡鞍钢说。
“国企私有化”的舆论，似乎在动摇国企改革的方向，学者们对此反应亦很激烈。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江三良直言：“那些热衷私有化的人，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在跟随起哄，再没有比别有用心更能解释他们的行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教授左大培态度坚决：“私有化是错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国家而言。对于国有企业，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规范经营，如何让它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瑞也是敢于替国企说话的学者之一。“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担心国有经济是否与市场经济兼容，而是担心国有经济能否既保持它的企业属性优势，又能在市场经济中做大做强。”
在刘瑞看来，“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模式在20年前就已经完成。”
《光明日报》对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的专访，标题是“私有化，还是市场化”。他认为：“国企改革的任务是进行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实现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而不是走向私有制道路。”
在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看来，“市场化是国企改革方向。私有化不是选项。”“在改革的进程中，尽管存在着取向上的计划与市场之争，但在实际操作上一直按市场化的思路在进行。”许保利说。
20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一锤定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在20年前已经有了顶层设计，如今看来，这句话其实涵盖了过去和现在所有的论争。
一切早就定论。
“私有化”浪潮曾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然而在20年的改革洪流中，在经过了由论战再到下一个论战的循环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是国企改革市场化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