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刘诗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学术论文，从理论上阐述市场主体必须是产权主体，提倡构建产权明晰和产权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制。
1990年，我国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先驱人物董辅礽提出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分不同类型改革国有企业的观点，明确主张“国有企业应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而在非竞争性领域和社会公益性领域保留国有企业”。
在这场企业改革的征途中，学者们将理论走到了实践之前。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正是集中了吴敬琏、董辅礽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正确意见。
及至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决定》，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到“产权”二字。
决议引发一场大争论。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制度创新是否首先要进行产权改革，有人认为搞产权改革就是搞私有化，不同意“产权”这个词。
1993年7月，周叔莲在《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一文中提出所有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掀动了经济理论界的“手段论”和“目的论”的论争。
这场思想交锋的焦点最终集中在所有制的“公”与“私”上。
于光远用辞典的方式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提出了全新的解释，他提出股份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个主要形式。
关于产权改革的争论，持续了整个90年代。
就在 进退之间
2009年11月22日，第二届“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大奖”属于厉以宁和他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颁奖当天正好是厉以宁的80岁生日。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他在随后的一系列著作中，不断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由此得到了“厉股份”的外号。
1992年起，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的厉以宁主持起草《证券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重要的经济法律。起草工作历时6年多，最终于1998年审议通过。
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之路上，股票市场出现了一些“非常”现象，由此引发了2001年的股市大辩论。2001年1月，吴敬琏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的文章。一些经济学者和证券界人士表达了不同看法，各类媒体也纷纷介入，使得辩论日趋深化。2月11日，厉以宁、肖灼基、董辅礽、吴晓求、韩志国5位经济学家联手质疑吴敬琏的言论。
争论有力推动了改革。
在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主导改革的讨论中，引领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推动了所有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全面、深刻、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95年，诸城改革引起全国关注——尤其是经济理论界的学者们。同时，一个叫陈光的市委书记被称为“陈卖光”成为政治明星。
1995年第6期的《改革》杂志，除了刊登吴敬琏等人的《放开放活小型国有企业》、周天勇等人的《诸城市企业改革的选择——股份合作制》的文章外，同期也刊登了陈国恒、王金梁的《对“诸城经验”的几点质疑》。
1995年6月，李锦蹲在国有大型企业胜利油田调研58天，提出“资本经营论”，认为国有企业产权可以流动与配置，论文为21家报刊在头条刊发，引发国有企业资本经营潮。
随后，一起被外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的争论发生了。争论的双方是同在北大供职的林毅夫和张维迎。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产权归属是清楚的，其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其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而张维迎则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
1998年，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国企改革也因此被视为“最难啃的骨头”。同年，第一例MBO(管理层收购)事件在沈阳发生。国企改革出现一股“卖”国企风。一番激烈的争论就此展开。
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出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年后，王珏发文，首次提出“国退民进”的概念， 这个说法经过媒体报道不胫而走。
理论界的论争就在“进退之间”你来我往、短兵相接。
及至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这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第四个阶段。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称之为“国企改革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
杨启先当时或许已经觉察到，一场新的论争即将开始。
由于“国退民进”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的改革方案，各种论争的声音不绝于耳。
谁也没想到，搅起最大波澜的人是非中国内地本土生长的郎咸平。
“郎顾之争” 连环套
2006年2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主办方同时请来了经济学家杨帆和张维迎。两人见面握手，杨帆说：“对不起，骂你骂了几年。”张维迎笑着回应：“骂得好，骂得好。”
这两位“老对手”的骂战与另一个人脱不开干系，他就是郎咸平。
2004年，无疑是郎咸平难忘的年份。这一年，他不但让自己成为中国最红的经济学家，也使他所处的经济学者群体在公众视线中更加“显眼”起来。
2004年发生的故事，与2001年有关。2001年10月，名不见经传的格林柯尔成为科龙第一大股东，格林柯尔的老板名叫顾雏军。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演讲时直指顾雏军“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了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我反对‘国退民进’，即使企业家干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郎咸平连续发表论文和演讲，对中国一些著名企业的产权改革方案提出强烈质疑。这位出生台北、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家，风格与内地学者迥然不同，他放言无忌、高调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