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论坛第十届年会精彩观点综述
贺利娟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风暴为什么会使中国经济下滑？在应对危机的多种组合政策中，如何提高宏观调控手段的效果？在日前召开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论坛第十届年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中国经济下滑主要源于发展方式问题，因此，积极财政政策不能局限于“保增长”目标功能，更要注重发挥其在推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换的长期指向功能。
中国经济下滑，发展方式有待改进
此次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强度超过了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如果说在十年前的危机面前中国主要是要解决增长速度、规模扩大问题的话，那么，现在解决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和严峻。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林跃勤博士分析，中国经济下滑有两条重要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部需求。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特别是对美国、欧盟出口依赖度已占总出口的40%。近十多年，由于国内市场发育缓慢，居民购买力低下，高投资形成的巨大产能释放被迫寻求国外市场，出口占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15.8%上升到2007年的33.2%，而全社会商品零售额占GDP的比例相应地从44.5%下降到35.5%，中国在世界大经济体中形成了独特的外需拉动型经济，堪称世界之最。二是中国经济创新水平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缺乏技术及产品原创性和自主品牌。作为世界工厂，作为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石、石油、木材等大宗商品的最大进口国之一和玩具、服装、家电、食品等最大出口国之一，中国却没有国际定价权。虽然已经跻身世界第三大出口国，而获得的净贸易效益还比不上一些贸易出口小国。
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看来，中国经济稍感风寒就会生病，主要是因为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好转，这些年来甚至在逆转。他认为，发展方式可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这3个指标来衡量。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有三大基本特征：低消费、高投资、出口导向。他分析说，长期的低消费率使人力资本积累停滞，从长期看，是发展后劲不足；从短期看，劳动力素质的普遍低下，使就业难以稳定，也制约结构升级。长期的高投资加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可持续风险加大；同时促使分配差距拉大，并相互推进，形成生产系统的自我循环和消费的不断萎缩，发展动力不足。而且，高投资形成的巨大产能和现实需求构成了能源、资源和投资品价格的上涨压力。长期的出口导向形成了发展路径依赖，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与外贸发展质量长期低下的巨大反差，加大了对外部门经济的脆弱性。正是这种发展方式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变得愈发脆弱，体重增加了，体质反而下降了，甚至得了慢性病；正是这种发展方式把国民经济带入了一个不确定性程度越来越大的区间，公共风险显著增大。
应对危机，宏观经济政策的侧重点在哪儿
随着国际经济风险加大，并不断扩散，提高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可问题是，我们的经济政策偏重于短期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物价、就业等指标，这使得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导到短期宏观经济状况方面，而忽视了发展方式的潜在变化，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得了经济慢性病而不知。刘尚希指出，就当前来看，其要满足的条件是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净出口增长率的变化应当有助于提高消费率、而同时降低投资率和净出口率，要有利于转换发展方式，这是衡量宏观调控是否恰当的一条基本准则。
所有政策措施的实施不仅要有利于缓解眼前的问题，更要有助于转换发展方式。刘尚希认为，治理经济就像治病，要治标与治本并行，应对之策有三种：一是让市场自身来解决问题，甚至通过危机来强制性调整；二是出台相应的政策来化解外来的风险，例如，当出口市场不景气时，政府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甚至本币贬值，或提供信贷支持等政策来化解风险，为出口企业提供政策支持，以避免大面积的破产和失业；三是调理经济，转换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健康水平，增强抗击风险的能力。但到底采用哪一种对策，还要视外来风险的大小而定。面对危机，政府不可包打天下，只要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变化交给市场来调节。这样就可形成一种有幅度的经济调控，以避免伤害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成勋也强调，必须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扩内需”。他说，美国经济具有72%的内向度，而我国则为60%的外向度。所以，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要由外需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
林跃勤认为中国采取逆周期财政政策，以维持稳定增长是首选。从短期目标看，需要借助于财政政策的转变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增加内部需求，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避免经济硬着陆；从长期目标看，需要通过财政支出方向和结构的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推进经济增长转型,实现持续快速发展。但他强调，发挥积极财政拉动经济作用，不可过分迷信其拉动功能；致力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避免刻意维持粗放模式下的高增长，加快服务业发展迫在眉睫；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抑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背离；利用财政政策转型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进程，防止计划体制回归和垄断加剧。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家勤则认为，利用当前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大调整的机会，是我国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的难得机遇，必须紧紧抓住，相关的财税政策要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