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上海要建立吸引高级生产要素的环境，修炼配置高级生产要素的能力，获取与高级生产要素相匹配的经济收益。上海这样规模、区位和在本国地位的国际大都市在全世界不超过十座。这样的大都市应站在产业链的最顶端，就像在食物链中最顶端的人类一样。而要适应这种地位，上海必须拥有充分的高级生产要素。
哈佛大学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是指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则是指现代通讯、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研究机构等。波特认为，初级生产要素重要性越来越低，因为对它的需求在减少，而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全球的市场网络来取得。高级生产要素对获得竞争优势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高级生产要素需要先在人力和资本上大量和持续地投资，而作为培养高级生产要素的研究所和教育计划，本身就需要高级的人才。高等级生产要素很难从外部获得，必须自己来投资创造。
从另一个角度，生产要素被分为一般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高级专业人才、专业研究机构、专用的软、硬件设施等被归入专业生产要素。越是精致的产业越需要专业生产要素，而拥有专业生产要素的企业也会产生更加精致的竞争优势。
一个国家如果想通过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强大而又持久的优势，就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这两类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与精致程度也决定了竞争优势的质量。如果国家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与一般生产要素的基础上，它通常是不稳定的。波特认为，资源丰富和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应该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但是这类产业对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不会有大的突破，同时仅仅依赖初级生产要素是无法获得全球竞争力的。
根据以上分析，专业生产要素通常都属于高级生产要素。因此，归纳起来，高级生产要素主要指：(1)人才方面：高级专业人才、高级管理人才、具有创业和创新精神的企业;(2)载体方面：研发机构、大学、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跨国公司总部;(3)基础设施方面：便捷的内部与外部交通——与国内外重要节点城市之间的现代交通网络，强大的信息基础设施，服务现代企业和机构的先进的生产服务体系以及服务居民的基础教育、医疗和其他先进的生活设施。
在理论逻辑上，高级生产要素能形成高的区域劳动生产率，为区域创造高的经济产出以及为居民创造高的收入，并形成良性循环，因为高级生产要素有能力和动机追求超额投入回报。
例如，上海在国内率先进行外资私人股权投资的试点，这种全球背景的外资机构就是高级生产要素。该试点新的制度设被称为是境外股权投资性基金投资境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条“直达通道”。按计划，30 亿美元的外资PE 投资额度或将分三批，第一批3 亿美元左右可能批给复星凯雷、黑石、第一东方等。第二批15 亿美元额度将批给另外15 家外资PE 机构，剩余12 亿美元额度也将被用足。但这个试点在2011 年启动后推动力度并不大，建议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规模，像上海这样20000 亿元经济规模的城市，每年外资PE 达到30 亿美元也是可行的。如果考虑上海自贸试验区启动的制度创新，这一目标则可以更高。
第三，在空间上，高水平深度开发郊区，将上海郊区建成亚太最具竞争力的知识密集产业集聚区。上海是几个国际大都市中面积最大的城市，并且郊区土地平坦，水资源充沛，加上中心城区的智力资源，具备发展知识密集产业的良好条件。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上海的知识密集制造业在郊区有充沛的发展空间。金融危机之后，在美国提出了再制造业化的口号，这是对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反思。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比如二十乃至三十年内，上海的制造业都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是位于产业链顶端的知识密集制造业。不仅如此，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中心城区的知识密集服务业也将逐步扩散到郊区。
上海要高度重视面积广大的郊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上海的经济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几个国际大都市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果郊区的单位面积产出强度再增加1 倍，则上海的经济总量将接近几个国际大都市的平均值。那时，上海在全球国际大都市中将取得规模优势，其知识竞争力将得到质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