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柳传志：老人心

联想创办后，柳传志得想办法调动人的积极性，在企业要当家作主，但怎样才能让大家有主人心态？光靠精神恐怕不成了，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人跳槽了，哪工资高上哪去。

他意识到，要靠精神和物质的结合。早期创业时，联想实行的是将利润5-3-2的分成比例，就是5成做发展基金， 3成做奖励基金，2成做福利基金。当初20万元起家时，利润也是有限的，运营中没有按照这个比例来兑现。柳传志和中科院谈，如果想让大家有主人翁意识，就得拿股份、分红。1993年批下来了，员工持有一定股份，但实际上也没分红，只是文件摆在那儿。直到2001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批准联想股权制改革，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科控股）占65%，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占35%.个人股权才算落实了。

“如果改得太早、拐个急弯，做不成就干脆自己捞，像红塔就出事了。柳传志提倡拐大弯，水到渠成就成功了，完全是合法合理的。”张祖祥说，“他有个特点，不看眼前利益，看长远，好多事情都属于拐大弯。你要说柳传志能想出20年以后的事情这是瞎吹，但对5年后或者更远一点的想法，他是有这个智慧的。”

财经作家苏小和在《中国企业家黑皮书》中记下了一段柳传志的话：“我从1984年开始办企业，1988、1989年就已经站在各种领奖台上，但直到现在仍然还和我站在同一个台上的人，少之又少。曾经的企业界风云人物，如周冠五、褚时健、倪润峰、于淑珉，现在都彻底退出；而淹没在历史浪潮中的企业小人物就更多了，仅中关村就数不胜数。目标坚定、方向清晰，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有时可以妥协；但总目标本身，一定要坚定。”

2009年9月8日，联想控股与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正式宣布，作为联想控股股权挂牌期产生的唯一一家符合条件的受让方，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成为联想控股的第三大股东，持股29%，交易价格为27.55亿元人民币。此次股权转让后，联想控股新的股权结构为：国科控股占36%，仍为联想控股第一大股东，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占35%，泛海控股占29%.从1993年到2009年，联想改制是一段漫长的、惊险的航行，需要小心翼翼地避过暗礁，绕过冰山，不能搁浅于沙滩，不能迷失于磁场，不能被漩涡吞噬，不能被巨浪掀翻，最终安然无恙，达到胜利的彼岸。至此，柳传志在中国企业史上，留下最具有价值的一笔——他是少有的、成功解决了接班人问题的企业家，是少有的、成功解决股权激励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家。

对柳传志来讲，这够了吗？

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兼CEO郭为7年前在接受迟宇宙采访时，曾谈到他进联想前，与柳传志有过一次见面。这次见面谈起了当时的出国热，柳传志说：“很多人出国就是自己涮涮盘子，然后读读书、长长学问，我觉得我们的企业搬到海外去，才是中华民族的尊严。”这震动了郭为。1989年，在一次员工大会上，柳传志第一次提出民族工业的口号。

2010年，在乐Phone的发布会上，柳传志再提民族品牌。IT观察家、五季咨询合伙人洪波对此感到失望：“联想集团好不容易成为一家国际公司了，现在又重新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这有一点你已经成年了，却还要回到妈妈的怀里撒娇的感觉。”

“民族”是柳传志这一辈人习惯的话语体系，更是这一辈人割舍不掉的情怀。2009年4月左右，柳传志和周自强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开联想集团董事会。天气乍暖还寒，柳传志和周自强在酒店外的绿化区域缓缓散步，顺便聊起联想之星这个事。周自强说，大家都说这事难度太大做不成，但他觉得，如果联想将此事做成了，就做到了别人想象不到的事。柳传志告诉周自强：“你光这样想还不够，这事不在于别人说难度如何高，或者是别人怀疑的事。此事真正的意义是，如果做成了，对整个国家，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有巨大的贡献的。你只有这样想才能把这事真正往下走，这事大到对国家，往小是对中科院，再往小对公司，都是有巨大意义的。”

“他有产业报国的情怀，并且特别明显，这是像他这种年龄

的人特有的情怀。”周自强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多少年，柳总每次和我聊天时，都说中国现在怎么样，说中国经济比当年好得不得了。他告诉我，每逢节假日他特别爱逛商店，看到那些琅琳满目的商品就特别高兴。他说‘你没有想象文革的时候，我连吃肉都吃不上、天天挨饿，什么都没有。今天看到那么好，真的特别高兴’。”

1984年，柳传志40岁时开始创业，在他的前40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他觉得憋得很厉害，“一直想做事情，要把这点劲使出来，所以后来走这条路很自然。”

他小的时候，听父亲说起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怎么怎么受欺压，父亲讲的时候是义愤填膺，柳传志听着也是义愤填膺。后来，他看了一些历史书籍，觉得是耻辱，“真的觉得太耻辱了！”建国前30年的诸多政治运动，他也大都经历过了。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他所在的军事院校里又有一些高干子女。那些政治运动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你稍微露出来一点就是反革命，那肯定是枪毙的罪。不露出来又会憋死你，只好找要好的几个朋友发牢骚，把门一关就换另外一个人了。我从来不说特亏心的话，但在那时真的非常非常难受，憋得受不了了。终于到了改革开放，有了能做事的感觉，很想试试自己有多大能力，越做越大，不仅自己做好了，还有天生的一种责任感，公司那么多人，我得为他们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