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2009年，工研院走过的36年，完整经历了两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机、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全球金融风暴。所幸的是，在这漫长的36年中，工研院的成长见证了台湾经济从一个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经济体，向一个深刻影响和推动全球科技链条的“科技岛”的转变。
这在个蝶变过程中，工研院不仅诞生了台积电、联合电子等一堆台湾早期高科技知名企业，与此同时，它还对台湾经济的发动机——台湾中小科技企业的成长，起到了最为关键的“导航”作用。
工研院模式，对于渴望建构中国自主创新体系的大陆产业界、学界的典范意义是什么？金融风暴中，作为高科技哨兵的台湾工研院，能否像逃离前几次全球危机那样，成功抽逃？两岸合作最为关键的CE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呼之欲出之际，工研院在想什么？
2009年11月6日，借着由台湾《远见》杂志社主办之“第七届全球华人领袖高峰会”的间隙，自2003年接任工研院院长之职至今的李钟熙博士接受了本报近两小时独家专访，他对科技产业如何既“华人的”、又“世界的”的理解，对非盈利研发机构如何务实地深入产业，又必须抽离现实的辩证理解，令人印象深刻。
“我是工研院NO.1的Sales”
《21世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都对台湾地区的“工研院模式”充满了好奇心和学习动力，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工研院模式？它与美国、欧洲等地的研究机构有何不同？
李钟熙：工研院的规划和战略，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很难说清楚什么是工研院模式，如果拿过去讲，台湾地区过去很多的中小企业与工研院关系密切，这是工研院模式特点。
很难把我们的模式直接与美国、欧洲的研究机构比较，无论哪种模式，关键是他们能不能够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市场的考验才能证明什么是最好的模式，照别人的模式做不一定有用。
《21世纪》：工研院每年都会公布自己的财报，2008年你们收入的50％来自官方部门的专项经费，另外50％则来自于向民间和产业界输出服务，请简要介绍一下工研院的运作？
李钟熙：你其实是在问怎么经营工研院吧？我们是把官方、产业界，甚至于跨国企业都当作客户。我们的收入，不管是做研究也好，技术转移也好，这些收入都是建立在某一些项目上；此外我们还要控制成本，收入与成本间的差距就是我们的盈余，这一点，我们和普通公司一样。
《21世纪》：这意味着你同时兼具了职业经理人和学者等多方面的角色？
李钟熙：当然！院长只是一个学者是不行的，工研院下面各所的所长也如此，我们同时也是Sales，我是工研院NO.1的Sales。我们要去官方跟他们争取经费，同时也要去企业、学术界去行销。
《21世纪》：以中国大陆为例，通常来说，官方下达的研究经费是很难监控的，工研院来自官方的50％经费怎么获得，又怎么管理呢？
李钟熙：其实我们没有来自官方的资金。官方也是我们的客户，资金是通过专项的研究项目的竞争申请获得，虽然是来自官方，但就像建筑公司承包官方的马路、造桥一样，我们是在招标后受他们的委托做这个项目，官方没有直接给我们一分钱。这对我们来说比较辛苦，压力比较大。不过，这也成为我们研究机构不要和外界脱离的动力——这是优点。当然它的缺点是，官方支持的这些项目，如果自由度能够高一点，那我们可以更冒风险做一些未来性的东西。
《21世纪》：那么这部分官方项目的竞得由哪些官方部门来决定？工研院与官方的合作关系如何建立和监管？
李钟熙：我们对口的部门是台湾“经济部”，因为我们做的研究主要是为了经济，它是我们最大的客户。科研项目立项“经济部”决定比较多一点，但是大的方向“国科会”也会参与。
《21世纪》：如果工研院要像企业一样“行销”自己，又如何保障您所强调的做“未来”的事情？
李钟熙：因为我们没有股东，我们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所以盈余的部分不会分到股东的手上去，会留在工研院内部转投资，所以我们的盈余越好，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有比较多的经费做未来的事情，给同仁更好的奖金、更好的研发环境。
虽然我们是非营利机构，但还是要企业化经营，两者间的关系是——经营得越好，才能更有能力支持一些更未来、更长远的事情，这个机构才会越来越好。否则就像一个官方机构，有多少钱花多少钱，花完就算了，做得好、做得差也看不出来。我们这里做得好，奖金会比较多，研究员有很好的发明、专利，可获得明显收入增多——这个机制是很重要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就要考虑我们做什么东西，人家愿意买单。
另外，我们要考虑到成本的控制，不是研究人员的薪水越高越好，如果不能发挥功能，我们要请他们走人，不能够是铁饭碗，那就变成官方机构了。
《21世纪》：那么谁来决定“未来”做什么？如何克服研发人员仅凭兴趣做事？
李钟熙：没错，所以我们需要双管齐下，一个自上而下，一个自下而上。工研院有一个部门专门做市场和趋势的调查，这个团队专门做商业的规划，跟进整个科技和产业的趋势，我们再从中挑选一些自己想要着力、同时可能有比较优势的项目，并建立一些“种子计划”，放到各所、各中心让他们自己运作。
另外，我们鼓励“10％时间”自由创新技术，由研究院同仁自由组成，院里只做适当程度审查，然后支持他们，当然这个经费支持比较小。
《21世纪》：是否方便透露，在工研院众多的项目中，失败的比率有多高？
李钟熙：首先这要看怎么样叫成功，什么叫失败？以我们的观点，真正商业化、起到国际影响力的，大概10：1的关系，最多也是5：1，10个里面出来一个已经不错了，但其它9个并不表示他一点用都没有，只是他没有做得那么好，而9个里边，真正算得上失败的有2－3个。
《21世纪》：冒昧地问一句，通常工研院内做得比较好的同仁，最高年薪能拿到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