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人的眼中，兰世立还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会“忽悠”，“他说话是没个准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去年10月东星集团对外宣布，自从2005年以1680万元的租金拿到有武汉地标之称的龟山电视塔20年的旅游经营权后，近3年来，先后投入3000多万元对其进行改造。但实际上，由于东星拖欠着对方的钱没付清，双方差点闹上法院。
这位知情人士说，还有一件事很能体现出兰世立的“忽悠”能力。去年2月份，东星集团旗下的东盛房地产公司高调宣布，其开发的位于武汉市光谷广场的光谷中心花园大幅降价30%~45%，并称这是“第一炮”，要“轰下武汉高房价”。兰世立当着媒体的面表态，“我将成为房价雪崩导火索。”但后来发现，这个楼盘其实早就存在着购房纠纷，部分业主已将开发商告上法庭，小区的部分房产被武汉市洪山区法院查封。
随着，兰世立的言行越来越多地在武汉媒体上曝光，也引起了当地人对他极其矛盾的评价，“缔造神话的英雄”和“超级大忽悠”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直围绕着他。不过，直到东星停飞事件发生前，一些人在谈到他时仍坚信一点，“能忽悠也是一种本事。”
一个航空业管理的弱者
“这样的搞法，究竟还能走多远？”其实，这早就成为关注兰世立的同行和记者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每每面对这样的提问，兰世立总是显得相当自信，并把这些成功归于他“灵活的大脑”和“主动出击”。
作为资深的业内人士和东星航空曾经的老员工，李强并不否认兰世立有着聪明的大脑和快速的行动能力，但他始终认为他并不是一个航空业管理上的强者。
“他不懂的时候还好，一旦懂了反而问题就来了。”李强说，“不懂的时候，他会听我们的意见，是一个团队在战斗，他懂了，就是他一个人在玩了。其实航空业这一行的水很深，不是说你搞一两年就能懂的。”
李强说，东星航空的航线并没有按照市场规律布局，不到10架飞机全国搞了3个基地，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相互调配，一旦出现故障延迟了起飞，没有其他的飞机可以保障航班正点运行了。
此外，李强认为，在整个集团内部的分工上，把东星国旅的地位无限放大了，“相当于航空公司成为了旅行社的车队。”所以造成在舱位的分配上，首先是保证了东星国旅的需要，这就造成了在旺季应该赚散客钱的时候，去搞旅游了。在淡季的时候，只能是低价策略。“其实一个旅行社怎么背得起一个航空公司呢？这不是想让小孩拉着大人走吗！”
民营航空的困局
“一个小孩在同一群大人玩”
民营航空公司真正的困境在于各自为政 相互为敌
过快地扩张，总想险中求生，让东星航空的资金链条极其薄弱。一位业内人士称，一般做生意的人是7个坛子6个盖，但是兰世立只有两个盖，迟早要出事的。他的航空公司背后有着天文数字般的债务，步伐沉重。
李强说，其实兰世立一直在寻找引入外来资本的机会来缓解压力，2006年12月，兰世立曾对外透露，东星集团已和花旗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展开包括融资、IPO咨询等方面的合作。此举也是被当地媒体称为是想上市圈钱。“他曾频繁地与高盛和其他风险投资公司接触。包括与中航的合作也是兰世立主动提出来的。”
金融危机坏了兰世立的好事
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中国民航业面临全行业亏损的局面，这也加速了东星航空资金链的断裂。“在今年春节之前，东星航空实际上已经有3个月没发工资了。其实是金融危机坏了兰世立的好事，否则东星航空肯定会卖个好价钱。”
武汉市交通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覃诗章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其实早在中航集团与东星航空之间的并购协议签署之前一个月，武汉市政府的维稳工作小组就已经进驻东星航空。对于东星航空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员工的思想状况都进行了详细了解。当时拖欠了飞行员的小时费和员工的工资，员工思想不稳。
一位知情人士称，“双方的协议是在北京签署的，随后，中航给了东星数千万元前期费用，相当于给东星员工过年的钱。东星航空与中航集团的并购出现问题，可能是由于要价的分歧。”
覃诗章说，“武汉市交委提出的停飞申请，也是在进行充分调查和了解的基础上做出的，政府部门有义务、有责任把东星航空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向航空管理部门告知。“至于，到底要不要停飞，这是航空管理部门根据自己的规定做出的决定，并不是武汉市政府说要停飞，别人就会听的。”
覃诗章说，下一步，“东星航空继续与中航重组可能性很小了。”而有业内人士分析，由于美国通用金融租赁公司已经委托相关人员就东星航空拖欠费用一事向武汉市中院提起了诉讼，东星航空不排除面临破产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