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来总结一下这个观点：
A.新媒体是互联网业务，需要创新才能推动;
B.创新业务，尤其是互联网业务的发展需要新型的生产关系;
C.所以，传统媒体发展新媒体业务，需要在体制和生产关系上做出改变。
说到股权这个事，我又想到一个栗子。民国时期的大报《大公报》的鼎盛时代，由三个重要的人操盘，史称“新记大公报三驾马车”，董事长吴鼎昌、总经理 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铜爷自己将这个模式称为“3M”模式，吴负责Money，筹钱;胡负责Market，经营;张负责Media，内容。我们看到，文 人在其中只占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吴自己投了5万元启动资金，筹集其他投资，自己作董事长，但胡与张分别通过自己的努力，被给予了所谓“劳动股”，后来 又因贡献较大，分配了“荣誉股”。后来很多采编人员都获得了相应的股权，包括后来投奔我共阵营的总编辑王芸生，都因为持股而获得过分红。
我们研究民国大报的时候，除了学习其新闻业务的生产方式和编辑方针，其实也可以看看经营。几十年前的《大公报》尚知股权激励，遑论21世纪的新媒体?
回归今天，上海报业集团成立之初，有前辈曾经提到，不妨考虑采用职业经理人，而不是党管干部的方式，来雇佣总经理和总编辑。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条路暂时还行不通。
我们再做个今天的横向比较，近期上海国资改革的话题再度很热，国资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管理层股权激励。上海家化这些年发展迅猛，成绩可喜，很大 原因就在于其在管理层激励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并且成功找到了葛文耀这样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经理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同属上海国资系统的上海报业集团，比 上海家化落后了不少。
再回到新媒体。前两天和一位在北京某传统媒体负责新媒体业务的“总经理”，聊起他的困惑：新媒体项目好比内部创业，既然是创业，没有所有权和经营权 的统一，做出来东西也不知道算谁的，大家怎么会有动力把它做好?如果创业项目的母公司以资金和资源入股，新媒体团队的个人也进行少许股权期权激励，情况必 然会大为不同。
昨天又问西部某都市报的新媒体负责人，目前做新媒体面临最大的障碍和困难是什么，答曰：体制。
不过，好在体制内并非铁板一块。不少传统媒体，报业集团，都已经开始内部孵化创业项目的尝试。公司允许员工在职创业，作新媒体的项目，公司以品牌和 公信力作背书(我觉得这个非常值钱)，提供平台和资金，协助新项目起步。据了解，最为前卫和激进的媒体公司，可只占新项目三成的股份。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所有制。如果以所有制改革为基础，能够推动媒体内部建立更加先进的生产关系，也就算对得起马克思他老人家了。这比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有用得多，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