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培凯输于轻敌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一切伟大都是人的伟大，一切错误也都是人的错误。在诺基亚超过130天的历史上，康培凯注定将是一个最受争议的人物。他一再耻笑iPhone，一直到疲惫地扔下诺基亚CEO的权杖。
2007年1月9日9:55，美国MacWorld大会。
就在彭安东不得不筹划柯达转型时，柯达在美国的邻居、丝毫不起眼的IT厂商苹果公司发布了该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款融入了互联网元素的智能手机iPhone。
这个消息没有引起酷爱滑雪的芬兰人的警觉，因为让iPhone引以为傲的触屏技术、应用程序在线商店模式，早已集成在诺基亚的手机上被卖向全球市场，公司的高管们唯一感到意外的是，竟然有用户连续排了两天两夜的长队购买iPhone。但时任诺基亚首席执行官的康培凯不屑一顾地表示道，“乔布斯先得把品牌知名度转化为市场份额”，“诺基亚最大的对手是摩托罗拉(微博)，而不是根本不懂通信的苹果”。
康培凯的底气来自于这样一组数据：诺基亚连续15年位居世界手机市场第一位，最鼎盛时占据着世界40%以上的市场份额；2000年，诺基亚的市值是苹果的24倍。与苹果主打一款iPhone产品不同，诺基亚有数条生产线，产品横跨十几个系列，在低中高三个市场，诺基亚都有着庞大的份额。
诺基亚认为苹果掀起的小风浪并不足以掀翻自己这艘巨轮。从2003年到2006年，诺基亚的全球市场份额年年增长，在2006年，诺基亚更是创下了让手机厂商艳羡的72.8%的全球市场份额。所以，对于投入巨大资源开发新型智能手机，诺基亚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守住已有的，并开拓建立在已有基础上的更深入的盈利模式。
对诺基亚而言，他们觉得巨大的市场份额已经足够证明他们在手机领域的完美。智能手机的转型对于当时的诺基亚而言并不是“不得不”的事情。诺基亚认为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应该跳出手机，开拓新的业务。
对于一手创立了智能手机市场并在传统手机市场称霸了十余年的诺基亚而言，苹果只不过是智能手机领域的小字辈，况且它又没有过手机制造的经验，不过区区一个IT商而已。iPhone让世界震撼的触屏技术、互联网功能在诺基亚高层看来不过是一些诺基亚没有采用的雕虫小技。“手机主要功能就是打电话、发短息，其它功能会有相应的移动设备来实现。”
在诺基亚工作过多年的技术研发人员阿里哈克兰曾于2004在诺基亚芬兰总部艾斯堡市的一个展会上向消费者演示了一款原型机，这款原型机的最大特征是具有互联网功能以及可触控大显示屏。哈克兰相信，这款新型手机将会深化诺基亚在智能手机领域的固有优势。
“但是管理层选择了放弃，他们扼杀了它。”因为顾及到批量生产这种新型手机会有很大的风险，依托原有12格键位手机已经占领了智能手机市场的诺基亚放弃了哈克兰的企划。
“被一同放弃的，还有我们设计出来的在线应用商店。”这项比苹果早三年拥有的技术，并没有让诺基亚开拓出新的利润点，倒是三年后苹果的线上App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就在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潮流席卷全球之际，CEO康培凯还幽默地揶揄苹果的封闭：“我们的Ovi是开放的，我们欢迎苹果加入，甚至我们邀请了乔布斯本人。”
在自大情绪中，诺基亚在宝贵的时机里将资源投到了与手机创新无关的领域。1996年造出了第一台智能手机的诺基亚就这样轻易地看着苹果一步步成为了智能手机的新贵。
身为芬兰人，康培凯一定知道Ovi在芬兰语中是门的意思。康培凯希望Ovi能够成为诺基亚走向另一次辉煌的成功之门，没想到，最终Ovi竟然成为了开启诺基亚噩梦的厄运之门。
2007年，一个时代寿终正寝，另一个时代粉墨登场。
末日英雄彭安东
与康培凯相比，彭安东对改革理解更加透彻。他是第一个主张柯达扔掉胶卷业务的CEO，但一切为时已晚。
2006年1月1日，邓凯达在疲惫中将担任了六年的董事局主席一职交给彭安东。尽管脸上依旧保持着习惯性的微笑，但是身着笔挺西装的邓凯达显得比以往深沉许多。背景音乐循环播放的“请把我的微笑留下”为这场告别似的见面会平添了几分惆怅。与一般卸任CEO的人可以找寻诸如“因年龄原因而退休”的借口不同，邓凯达的继任者是比自己还年长两岁的彭安东——柯达已经相信这位为柯达奉献了35年的人已经不能够将柯达带向另一个辉煌了。
面对台下热情的中国友人，邓凯达尽力保持着幽默与洒脱，“尽管我比彭安东长得帅，也更具幽默感，但彭安东的数码知识比我强，而且他的职业生涯一直是与数码联系在一起的。我相信，彭安东会成为柯达历史上最好的领导人。”不光是邓凯达，柯达乃至全部数码影像行业都相信在惠普(微博)工作过25年的彭安东将是那位能够再造柯达的人。
单看营收数据就已让人们对柯达彻底丧失信心。市值仅为巅峰时期的1%，在彭安东任上六年来仅一年盈利，每年亏损的数额动辄数亿。2011年5月8日，连续30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为低于1美元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微博)正式向柯达发出了退市警告。2012年1月5日，穆迪评级机构直接将柯达定为Caa3级别，这是只比垃圾级别高两档的级别。
彭安东或许来不及实现自己重建柯达的志愿就要亲眼目睹柯达的倒掉。
将柯达一步步拖向深渊的是曾经决策迟缓而带来的转型难产。在2000年左右，那时的柯达正处在其最后的辉煌之中。1999年，柯达的股价达到了最高的78美元。这一年，在柯达工作了26年的邓凯达正式接任CEO。邓凯达首要的任务就是为柯达将来何去何从做出明智的判断。在邓凯达看来，尽管数码行业已经有了一些要兴旺的苗头，但是传统胶片行业的“尾宴”尚未来到。“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对传统业务下滑做出准确预期。”在2005年卸任后邓凯达这样说道。
2000年，柯达的数码产品卖了30亿元，而这仅仅占当时柯达全年总收入的22%。说到底柯达是不希望数码产业红火的，因为数码产业的红火必然会导致传统胶片市场的萎缩。这也是为什么早在1976年就拥有了数码技术的柯达在数码转型上一直慢慢悠悠。
而当彭安东接手柯达时，柯达已经丧失了从容转型的机会。一方面来自尼康、佳能等日系厂商在数码产品上的强大攻势让柯达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胶卷行业骤然地萎缩使得柯达的资金一下子紧张起来。彭安东坚持柯达数码道路的气概是雄壮的，但是面对拮据的资金支撑，昔日巨头只能靠一次次出卖专利以及一次次专利诉讼来赢得转型的现金。2011年7月，彭安东对外宣布要出售约10%、估价超过20亿美元的专利，而此时的柯达市值仅为9.15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