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就算能够推断甚至认定企业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名副其实的“村霸”，也不一定能证明滥用的指控成立。对于众多垄断行业而言，由于其改革不到位，在很多领域企业仍存在显著的市场势力，由此认定众多垄断企业为“村霸”并不为过。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具有良知的公众，肯定都有打倒“村霸”的公正诉求，而且不仅仅针对电信的垄断，还包括其他行业的垄断。但令人遗憾的是，至少从执法意义上讲，打倒“村霸”并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职能，反垄断机构最多可以承担的是改革提倡者或建议者的角色。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对于本次案件，公众的理性反应是，尽管电信反垄断的初衷可嘉，但彻底打破垄断行业的“村霸”，必须继续深化垄断行业改革。
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的核心证据
无罪推定原则，是《反垄断法》关于滥用条款的本质。《反垄断法》明确表明，歧视定价本身是当然合法的，要想证明歧视定价行为违法，除了认定企业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或者说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能力外，还需要证明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
即使认定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也不能认定企业违反《反垄断法》，因为只有当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才违法。《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罗列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几种行为，但这并不意味这些行为就属于当然违法，而是需要按照合理原则来进行仔细考量，也就是说，这些行为本身是无罪的，只有找到不合理的有罪证据，才能证明这些行为违法。这种无罪推定原则，是《反垄断法》关于滥用条款的本质。
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要求，并不像通常那样无奈地相互分离，而是保持高度一致，换句话说，判定这些行为是否属于滥用或者是否违法，完全等同于判定这种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依据《反垄断法》，判断合理性的基本准则是，这种行为是否排斥和限制竞争。但非常不幸的是，证明是否排斥和限制竞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需要非常强的证据支持：一方面，市场竞争的本意就是相互竞争，并产生相互排斥和限制的效果；另一方面，企业是以极大化利润为目标的理性经济人，其是否具有排斥和限制竞争对手的动机令人高度怀疑。正因为如此，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判断是否滥用一般需要经济学分析作为关键证据。
在本案中，发改委反垄断局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主要指控是，这两家企业在ISP接入市场实行歧视性定价，特别是向其主要竞争对手收取高额的宽带接入费，因此适用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六款。但《反垄断法》明确表明，歧视定价本身是当然合法的，要想证明歧视定价行为违法，除了认定企业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或者说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能力外，还需要证明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
由此可见，歧视定价是否构成滥用的关键证据是，企业是否具有排斥和限制竞争的动机。很显然，这需要深刻理解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以及企业的商业策略，否则就会落入科斯所说的陷阱：“对于不能理解的企业行为，政府常常会想当然地认定为垄断”。
从目前来看，对于认定两家企业的ISP接入歧视定价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发改委反垄断局所掌握的核心证据是，企业对不同的竞争对手收取不同的接入价格，而且对其直接竞争对手收取的接入价格远远高于其他企业。由于反垄断机构认为，为不同企业提供接入服务的成本相差无几，所以认定这种歧视定价的目的就在于排斥和限制竞争对手。
至少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这种指控显然缺乏强有力的证据作为支撑。
首先，考虑接入成本不应仅仅考虑物理成本，还必须考虑机会成本。在运营商提供互联网骨干网接入服务时，需要引致各种网络成本和运营成本。从物理成本角度，为不同用户提供接入服务的成本也许确实相差不大，但必须牢记的是，除了这些物理成本之外，企业的决策还必须考虑机会成本，这是经济学也是商业世界的基本常识。
什么是提供互联网骨干网接入的机会成本？很简单，就是为竞争对手提供接入时，竞争对手对自己提供的服务形成的替代所导致的利润损失。在互联网市场中，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为其他企业提供接入的同时，他们也为终端用户提供服务，因此得到接入服务的企业，同时也成为两家企业的竞争对手。在得到接入服务后，这些企业会发展最终用户，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形成竞争和替代，造成其利润损失，这正是为竞争对手提供接入所带来的机会成本。不仅如此，对于直接竞争对手来讲，为其提供接入带来的机会成本会更高。
实际上，接入定价需考虑机会成本不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常识，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商业原则。这种定价原则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它不仅仅适用于互联网接入，同样适用于其他产品和服务定价。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定价的效率基础在于，可以保证有效的市场准入；不仅如此，这种定价原则还具有竞争中性的特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简单的自己购买还是外包的问题，当接入服务收入能够补偿企业机会成本时，只要企业是极大化利润的理性企业，就不会在乎是通过自己提供最终服务盈利，还是通过提供接入服务进行盈利，这意味着，在这种接入定价机制下，企业根本不可能产生排斥和限制竞争对手的动机。
对此，也许有人会质疑企业利润作为机会成本的公正性。是的，也许这部分利润本身具有一定的原罪，但是互联网接入市场实行市场定价意味着，除非政府规定正义的定价准则，否则说明已经承认这部分利润的合法性，同时也就认可了以这个利润为基础的基于机会成本定价的合法性。当然，正因为这部分利润可能存在原罪，在很多国家的接入管制定价中，采用了其他的定价原则，比如拉姆士定价原则。但从根本上讲，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定价原则，接入定价都必须考虑机会成本，必须认可为竞争对手提供接入服务对企业产生的替代。需要强调的是，拉姆士定价原则虽然更具有正义性，但只有在政府直接管制接入定价时适用，如果在反垄断执法中也规定这样的定价原则，在本质上无异于使反垄断机构充当价格管制者，这显然是电信管理体制的倒退。
其次，在考虑机会成本的基础上，还必须深入分析产业特征。在分析电信企业对互联网接入采取区别定价的证据时，也许有人会认为，即使考虑企业的机会成本，并且假设极端的有效成分定价原则，而鉴于目前的定价证据显示，有些接入定价很高，甚至超过了零售价格，产生所谓的零售倒挂，那么这种定价显然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而只能理解为出于排除和限制竞争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