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对美国的债权人和美元持有人都会发生全面影响，该政策破坏了世界多年以来形成的货币体系和价值创造体系，以美元计价的许多银行都需要重估。”在那时，关建中曾表示，如果本次美国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到2011年6月份美国还将出台新的货币发行政策，这将使世界进入新的衰退。
2011年7月，大公国际出具第三份针对美国的报告，发出警告，将美国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因其“两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一直制约政策制定效率，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的互不相让可能会使政府陷入违约”，但并未下调评级。接着就是8月3日的报告。
这一次影响更大，且得到标普公司的呼应：尽管美国国会接下来可能还会有短期的应对计划，但是基于此次方案出台的过程如此艰难，两党之间的斗争如此激烈，很难对进一步的财政计划能够顺利而及时出台抱有信心。同时标普也认为，如果能在未来10年内削减4万亿美元的赤字，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大公国际四记组合拳打完，传统的“三大”评级阵营出现了松动迹象。
此时惠誉保持沉默，而穆迪仍维持美国国债AAA评级。
标准对抗的背后
穆迪曾是大公国际的老师。1999年，时满五岁的大公国际邀请穆迪到中国，与之进行“技术合作”。简单来说，就是大公付费60万美元由穆迪向其传授评级标准和研究方法。
在交流学习过程中，关建中发现，穆迪的研究方法是在美国的经济环境下产生的，用于评价中国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他们的标准与一个国家偿债能力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三大’的标准背后是在全球推广所谓‘华盛顿共识’，而一国的财政收入是最有力的偿债指标，却被他们忽视。”
针对大公国际对其评级标准的评价，穆迪向《中国企业家》回应其在进行主权信用评级时所遵循的四点标准：
一、该国的经济实力，尤其是人均GDP所反映的实力。二、该国的体制实力，主要是该国的体制框架和治理的质量是否有利于遵守合约。三、政府的财务实力，主要是确定哪些债务必须要清偿，以及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包括增加税收、削减开支、出售资产、获得外汇等等。四、对事件风险的敏感性。
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这四条标准背后确实隐含“政治”标准，对此穆迪并不否认，只是这些标准所占的权重，穆迪并未作出回应，关建中的估计是30%以上，而北京旗星风险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若恩的估计是超过50%。
2002年，大公国际与穆迪结束合作。这时关建中对于信用评级已经有了全新认识。当时，穆迪曾提出用3000万美元控制大公51%以上的股权，关建中予以回绝。
到了2009年，大公国际逐渐摸索出自己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
一、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能力，这体现在经济管理绩效上。二、经济实力，即经济增长情况、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潜力。三、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否恰当，金融风险状况如何，即如何揭示金融风险。四、偿还债务的经济条件是否具备。五、外汇储备情况，有货币发行权的，则看币值状况。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借钱消费不同，中国长期以来的商业文化的核心是量入为出，这是大公国际方法的起点。”关建中说。
事实上，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那些曾经大量被“三大”标以AAA和AA级的高信用等级债券产品，事后都被证明严重高估。“一些已经被事实证明不可信赖的评级机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信任?中国作为债权国，标普对其评级为AA-，美国即使降级为AA+，级别仍比中国高。债务国的信用高过债权国，依据是什么?”关建中很不理解市场对“三大”盲目推崇。“传统的三大评级机构的标准是满足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现实——财政收入不足，债务高企，但他们的信用评级却很高，这完全是西方意识主导。”
对此任若恩也表示赞同。
但事实证明，“三大”并非像关建中们认为的那样铁板一块、且完全受所谓意识形态主导。8月5日，标普对美国国家信用做出罕见的负面评级，显示出西方传统的评级标准也在修正。标普甚至警告：如果美国的财政状况继续恶化，美债利率升高，不排除在两年内继续下调美国的主权评级。
回想从“学习三大”到“叫板三大”，关建中难免五味杂陈。大公国际成立于1994年，初时由财政部参股，到1997年关建中担任董事长、财政部占股退出时，大公还仍只是市场上的一个“婴儿”。当公司最需要资本的时候，他毅然把在北京的房子卖了为公司通融资金。
直到2002年拒绝了穆迪的入股，关建中才逐渐找到了感觉，2004年，在庆祝大公国际成立1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他颇为感慨地写道：“十年来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黎明什么时候到来?”
一直到2009年发布国家信用评级方法，关建中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期间曾有很多机会，很多企业要投资进来，但都被关建中拒绝。到目前，大公已经成长为国内排名第三的信用评级公司，约占市场份额的20%左右，但它是唯一一家发布国家信用评级的公司。关于这一点，外界质疑不绝，普遍的怀疑是大公具有政府背景。对此，大公国际企划部一位副总表示，“大公就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公司。”大公国际的所有股东均为个人，不涉及机构和企业，也和各级政府没有股权关系，但对具体的股东架构，关建中拒绝透露。
不过，大公的崛起是中国官方所乐意看到的。在大公第一次发布报告的时候，新华社就发布了评论文章《牢牢掌握金融话语权刻不容缓》，近日又发布文章力挺。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大公的一个重要的公关宣传策略，借助中国官方主流媒体发声，以增强其国际影响力。
此次“美债降级事件”之后，大公国际也从常被冷嘲热讽的角色转换为“另一家”降低美国信用评级的机构，在某些场合与标普被业内人士共同提起。常驻香港的法兴银行中国经济师姚炜表示，虽然市场人士还无法像重视标普那样重视大公，但现在大公说了什么，自己还是会看一看。
第三股势力
目前，以华盛顿共识为价值观基础的西方传统信用评级标准，不仅在中国遇到了抵抗，在欧洲也同样面临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