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内地券商研究所接连曝出乌龙研报，例如2200元一盒的涪陵榨菜，每股价格能到188元的攀钢钒钛，能再涨7倍的青岛啤酒，让市场各方嗔目结舌。面对普通投资者铺天盖地而来的质疑声，各家券商研究所的大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亟须为自己辩解。
券商研究所大佬密会
7月中旬的一天，没有任何官方的组织，国内几家大型券商研究所的一把手邀约坐到了一起，针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和媒体不断曝出的券商研究报告 的弊病进行商讨，这些在证券研究领域从业多年的老证券人，心情很难平静。
当然，在这场聚会当中，大家没有太多的忌讳和务虚，甚至包括各家券商在研究员上“挖墙脚”这样的话题也被摆在桌面上。不过，至于这次会议各位券商负责人具体都讨论了哪些问题以及达成了哪些一致，外界不得而知。而外界所能看到的，是从7月20日开始，各家券商一把手开始以撰文的方式，连续在公开媒体上发表文章，解析关于普通投资者对券商研究报告的质疑。
截至目前，包括国泰君安研究所所长姚伟、国信证券研究所所长姜必新、华泰联合证券研究所所长马俊生、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总经理杨晔、光大证券研究所所长俞忠华、日信证券研究所所长刘传葵、长江证券研究所所长张岚在内的研究所负责人，均已在纸媒上发文。
几乎与此同时，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也开始在自己的博客上，剖析当下券商研究领域的种种弊端以及来自舆论的种种质疑。当然，按照安信证券的说法，高善文的博文并不代表公司，仅仅是其个人观点。
在公众媒体上，这些券商研究所一把手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对经济形势侃侃而谈，而是把所有行业内存在的弊病摆在桌面上，有辩解，也有反思，此前很多不被外界所知的行业隐情，也第一次被提了出来。
“王德如风，民德如草，市场的风往哪里吹，分析员的草就往哪里倒，卖方终究是在做生意，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在高善文看来，不管是研究报告质量的下降还是研究人员的浮躁，并非是体制和个人所致，而是作为舶来品的价值投资所衍生出来的卖方研究，在适应中国资本市场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适应和挣扎”。
面对记者的采访，多家券商研究所的负责人都选择了回避，即使勉强能够接受采访，也希望能够隐去姓名和职务身份。毕竟，作为卖方而言，不要说行业的沉疴弊病，恐怕连作为客户的买方机构，也得罪不得。
挖墙脚出于无奈
在记者接触过的分析师和研究员当中，没有过跳槽经验的很少，相反，多数分析师和研究员都拥有不止一家券商的工作经历。
跳槽，在券商行业已经远远不只是一个话题，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产业。
“那些猎头就像房产中介一样，他们今天刚刚帮一个研究员找到一家公司，没过多久就会给他打电话，询问想不想跳槽，有另一家公司给出了更为优厚的待遇。”正如深圳一家大型券商研究所运营主管的忧虑，频繁的人员流动，让每一家券商的人力资源部都不得清闲。
事实上，每一家券商研究所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稳定的研究团队，为此，他们也会花费巨大的成本去全国各大知名院校网罗人才，允以高薪，再花费更大的力气去从基础开始培养。“毕业生进入证券研究部门后，都必须至少经历两年的培养期，期间他们学习证券研究的分析思路，熟悉行业及上市公司 ，掌握数据的搜集处理方法等。”在姚伟看来，经过这两年的锻炼仅仅是能够写研究报告而已，想要成为一名成熟的分析师，最少还得经过两到三年的磨练。
“清一色的自己培养的团队是好，执行能力强，可是也同时意味着缺乏多元化的思维。”作为研究所的一把手，姚伟始终在做着平衡。
不管是其它券商公司跳槽过来的研究员还是行业外过来的研究员，对于接纳他们的券商而言，都是乐于接受熟手，上来就能用。在券商研究所，研究员是最为核心的资源，而这种熟手无疑将给公司省下一大笔费用。
坐在记者对面的一位招商证券的研究员，前不久刚刚跳槽。这位老兄几乎连这家新报到的券商有哪些部门都说不清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这个行业以及专业问题的熟门熟路，如果他不说，没人知道他是公司新来的员工。
凡事都有利弊。这些熟手的好处是上来就能干活儿，非常适宜救急，如果某家券商在某个行业上急缺人才，免不得挖一挖其它公司的墙脚；可是，这些熟手也有不足，他们对于新公司、新的企业文化的适应需要时间，甚至是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都会让新公司花费巨大的力气去纠正。
当然，这都不是大问题。因为，相对于那些大学校门里出来的新手，公司喜欢这些熟手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些研究员手中的资源，不仅仅是基金公司等买方资源，同时还包括他们所熟识的上市公司资源。
“不管是基金经理还是上市公司董秘，都很认人的。”在北京，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研究员感叹。现在券商这些研究员都非常清楚自己对于所投靠公司的价值，所谓分析能力那仅仅是基础，不是绝对竞争力，能够让他们获得公司青睐的，只有他们手中的人脉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