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消费升级，
一边是“被上楼”
几年前，赵如所在的村落几乎家家种植水稻，但现在都改种蔬菜了。以赵如家的田地为例：这两月种花菜，明年开春后种豌豆，夏天再栽点番茄。在当地人看来，蔬菜收益还是要高于水稻等粮食作物。
“过去家家都不买米，现在我们得自己出去买米吃，但米现在又越来越贵了。”赵如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田正从生产口粮转为生产经济型作物。在赵如看来，像江浙沪这样的地区，不太应该承担生产商品粮的功能，因为这些地区人多地少，应更多生产蔬菜等为大城市服务。
不过，同样是蔬菜，现在赵如种出来的菜不仅卖给大城市的菜贩，还卖给自己所在的农村和乡镇。
一方面是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一方面农民从原先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变成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这导致国内农产品消费结构发生质变。口粮消费不断下降，饲料粮、肉类和蔬菜消费增长迅猛。
现在要比过去消耗更多的肉类食品，这意味着需要生产更多的植物来用作饲料，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开始出现。
“现在各地加大力度推进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农民‘被上楼’，这直接降低了农业生产能力。”一位发改委官员对记者说，原来的农村农民房前屋后全部是菜园，还有猪圈、鸡棚、鸭棚等，但现在土地整理和集中居住的强力推进，迫使农民从市场供给者变成了需求者。
泛滥的钞票
尽管成本推动性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长期因素，但综合来看，国内外货币因素导致的我国农产品价格短期上涨压力大于长期上涨压力
“炒农人”身后
在赵如看来，尽管种一亩花菜的方方面面生产成本都在上涨，但这仍无法充分解释当前的农产品涨价狂潮。
从年初以来，农产品价格轮番快速上涨。自“蒜你狠”、“豆你玩”、“辣翻天”，到“姜你军”、“玉米疯”直至“绵里藏针”，每种人们司空见惯的农产品都将市场心理玩弄得淋漓尽致。
起初，市场有“天灾论”、“减产论”之说，认为自然灾害和种植减少是诸乱象之缘由；而后，业内开始高度关注利用价格上涨的预期进行囤积和炒作的企业行为。
“收购价每斤2块钱的花菜，到了市场批发价就高达每斤3块2，价钱都被菜贩子赚去了。”赵如告诉记者。
但菜贩子仅仅是菜贩子而已，近两年以来，市场上还出现了大量专业“炒农人”，他们以“农产品交易经纪人”冠名，游走于各种农产品的现货市场或期货电子市场之间。
这些专业炒家的身后，积聚着大量“游资”的身影。接受采访的市场人士均对记者表示，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投资客，从楼市抽金后，大举转战股市、农副产品以及奢侈品市场。
“中间商可以轻而易举地隔开生产者和消费者，独占定价权，而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直接见面，对价格无任何发言权，从而成为市场的弱势群体。”上海大宗农产品交易市场总裁费建说，这便是游资支持下的炒家能够大规模抬高农产品价格的原因。
国家层面已经接二连三出台相关强力措施，打击炒作农产品现象。然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宏观数据显示，当月CPI（消费价格指数）创出新高，达4.6%，而农产品价格更是同比上涨10%以上。
“游资炒作，其实也是货币过度宽松下的市场现象。”李国祥表示，2009年明显加速的货币供给，会在1~2年的滞后期间助推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
我国货币供给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M2/GDP），已从2007年的1.57，上升到2009年的1.81。流动性过剩早已不言而喻。
“尽管成本推动性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长期因素，但综合来看，国内外货币因素导致的我国农产品价格短期上涨压力大于长期上涨压力，总体上趋于上涨的势头不会改变。”李国祥说。
开放贸易时代新题
不久之前，农产品市场风向又有变化。山东田间的一棵普通大白菜，从2块钱的“毛菜”价，卖到了60多元的天价，这并非国内减产、亦非企业炒作，而是来自邻国的“泡菜危机”。
“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全球贸易体系，极易受到国际生产格局和价格传导的影响。”费建表示。
此外，不少人士认为，我国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较高，很容易受到国外价格的传导作用影响。
“部分农产品对外依赖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大豆和食用油。2009年，我们进口的大豆、油菜籽和食用油加一块折算起来，需要耕地9亿亩，而当年国内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总共才2亿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黎家勇表示，“两相对比，很可怕的数字啊。”
不过李国祥认为，对外依赖度高不是关键因素，需要警惕的是国际性的行业企业垄断，以及农产品金融衍生市场的不稳定因素。
面对高价农产品时代：我们何从何为？
无论是生产成本、供求关系的长期结构性因素，还是通货膨胀、价格传导的短期货币性因素，一个事实恐怕是：尽管经历多年国家价格调控，我们终究还是无可避免地进入了高价农产品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