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料，中国有关部门将严格区分贸易项下和资本项下的货币流动，以严防热钱的冲击，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为热钱设立专门账户，对资本项目下资金收取准备金，加强对结汇和售汇等各环节的管制等等。
中国还将继续改善外汇储备的使用方式和途径，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并及时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变化调整外汇的结构，以最大限度规避外汇资产面临的安全风险。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到了必须转变的关口”。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APEC领导人横滨非正式会议上讲话指出，应推动平衡增长、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增长、创新增长和安全增长。
当前，中国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增长方式粗放；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消费率偏低；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许多核心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
在生产率、投资、消费、金融、资源、产业、贸易等诸多具体领域，中国经济都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过低，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持续下降到2008年的48.6%，低于巴西、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以投资占GDP的比例衡量，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但是，这意味着中国投资率提高的空间已经不大，未来经济增长势必更加依赖生产率的提升，需要由资本积累推动的增长向劳动力质量提高的方向发展。
与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的低工资、高投资率、高贸易顺差、低消费率的特点更为明显，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日趋成熟以及廉价劳动力等原有优势的逐渐丧失，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越来越面临挑战。
预料，自“十二五”开始，中国将开始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的方式及比重将发生质的转变。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劳动力工资增长的要求趋强，以及碳减排的全球共同行动约束，“中国工业品制造”的国际竞争优势将趋于弱化。
分析人士表示，未来数年内，中国必须努力推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全方位调整，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宗瑜认为，中国今后应探索一种与工业化时代完全不同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在需求、供给、增长、配置、思维和改革六个方面进行全面转变。
例如在需求方面，非物质性需求要逐渐增加，一般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要求提高文化和精神附加值，提高服务业比重；在配置方面，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应统一配置；在增长速度方面，注重经济、环境、自然和经济、社会、政治的协调发展，增速指标适度调低。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十二五”时期发展“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将“科学发展”作为主题纳入五年规划，并明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五年规划的主线，还首次将“扩大内需”单独成章加以强调。
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也将是未来数年内中国经济的主要改革方面。
经济学家们说，根据历史的经验，所有从中游国家向富国转型的经济体，都发生过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中国能否摆脱这一“宿命”，取决于中国能否处理好所面临的各种内外风险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