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几乎有差不多的特征，头发染成夸张的颜色，然后发梢在烫染和定型水的共同作用下直指天空，“我们就是要打扮成‘非主流’的样子。”何杨的另外一个老乡，被他叫做“黄毛”的一个工人说，他穿着紧身的衣服和裤子，头发像极了“花儿乐队”的一个主唱。
“以前每天上网打游戏，然后和一些老乡吃饭，钱很快就不见了。”何杨有点懊恼地摸摸头发。
在富士康的工厂里，几乎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非主流”，他们构成了其中的一道风景线，在周末的时候穿着自己的衣服出门，男男女女都十分靓丽。
让何杨想搬离的一大原因是，这里被标准化的厂房，标准化的住宿，还有被标准化了的员工生活。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包装、打螺丝，他们的半条生产线有40个人左右，这半条线归一个“线长”来管。“没意思，还是出去好玩一点。”“黄毛”对记者表示，他比何杨要大两岁，之前在东莞一家照相机工厂里做过，显得老成一些。
“以前每个月有3000多元。”他撇撇嘴，“真的是累死！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或者12点，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我连花钱都没时间，三个月竟然存了一万块！”
在何杨入职富士康的第二天，他也来到了富士康。和其他工厂一样，这里也加班，每天差不多2个小时的加班时间，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在最近，刚刚把周末加班制度改了，每个礼拜可以休一天。
“有时候听他们说有人自杀，烦死了。”他很不明白为什么要选择自杀，但是在宿舍住得很闷，一个宿舍的人几乎都不说话，“大家是不同的工组，上班时间也不一样，所以都不太认识。”四个月里，他们宿舍搬走了一个工友，又来了两个新的工友。
何杨说更愿意去和外面的老乡住到一起，这样有点意思，不像现在，下了班好像累得就要洗澡睡觉一样。
下班就回宿舍睡觉，好像是很多工人的程序一样，富士康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随后，在深圳的员工人数迅速达到40万人。这些人被招进来后，就被随机分配到宿舍中，然后经过简单的培训上岗。他们像是“被植入了电脑芯片的人”，每天都在接受同一种指令，到固定的地方吃饭、上班、睡觉。
从每一天的8点开始，这40万人启动程序，从宿舍到食堂到流水线，在各自的岗位上，按部就班地工作。
在富士康科技集团这个庞大的帝国里，这些“工兵”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以富士康国际为例，2009年利润为3900万美元，这只是富士康科技集团中的一部分而已。据台湾媒体报道，鸿海集团4月发布了2009年第四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290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3.22亿元)，平均每日净赚3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540万元)，合并毛利率达10.2%，创下该公司公布单季度合并财报以来的新高。
这组数据和何杨没有任何关系，他的劳动力价值就是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2000元，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点。
一个来自重庆的工友任超告诉记者，他才来了一个月，他的一个老乡，赶到富士康的南门招聘处，“这里更稳定点吧？至少不会拖欠工资。”任超这样跟他老乡说。
任超的宿舍里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人是两年，其他时间都不长。两年在这里被视为“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了，在富士康做测试的一个工友陈文斌说，他待了两年，是宿舍里时间最长的一个了。
每天都有人离职，也有更多的人进场，这个“超级大国”的兴衰，和他们谈不上任何关系。这个荣耀，创造了台湾首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奇迹。
富士康：一个封闭的自足体
文/王如晨
无论具体原因如何，富士康都到了必须自我反思的地步。那么多年轻生命接连消失，已在产业界乃至整个社会公众心理层面投下沉重阴影。
但截至目前，富士康方面并没将亡羊补牢的措施推进更多。目前其标准说法是，公司管理出现了漏洞，少数员工产生精神危机，并宣称公司已制止了20起自杀举动。
笔者相信，这一沉重的心理阴影，可能将成为富士康以及它所代表的产业发展模式的转折点，并波及中国制造业。
当员工成为一段指令符号
员工接连自杀，富士康无法回避自己的企业文化特质缺憾。那就是，在这个庞大如中小城市的企业以及它的员工，有着涂尔干《自杀论》中描述的孤立特征。涂尔干如此说，个体社会关系越是孤立、疏离，人就越容易自杀。
富士康表面不像是封闭的企业。早在几年前，它便挂牌香港成了公众公司。而它借代工模式，也与全球众多IT品牌巨头建立了合作关系。
而恰恰是代工模式促成了富士康的封闭性。它最早做黑白电视机按钮，如今已成高度垂直一体的企业恐龙。垂直一体的好处是，可以提供一条龙代工服务，效率更高。而追求效率的动力，最后将一切资源都捆绑在商业流程中，在庞大的生产车间，员工只是封闭、孤立自足体中的一个微型元器件，一段指令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