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生命在瞬间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反思远没有停止。在人口红利被过度透支利用、依赖低廉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和定位今后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必须明确选择发展模式所要倚重的价值标准：是以利益为核心，还是以人的价值为导向？是在致力于为众多外来投资者创造巨额利润，还是在为中国探索一条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富士康“第九跳”调查：陌生的室友
文/李娟
5月15日下午，深圳富士康福华宿舍楼下，一场类似“快男超女”的卡拉OK海选正在进行，很多二十出头的男女围在一起观看，不少表情略带羞涩的工人在很多人面前大声唱着歌。
这里丝毫没有惨剧的印象。此前一天，5月14日，一名姓梁的员工从宿舍7楼楼顶坠地身亡，成为这家全球最大代工企业今年以来的“第九跳”。“第八跳”发生在三天之前。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福华宿舍“第九跳”的事发现场看到，从一楼和七楼顶楼的情况来看，现场已经被打扫干净，没有找到任何血迹。记者来到该幢宿舍的七楼楼顶，进入天台之前，有一块警示牌：“天台禁区、楼高危险、请勿进入”。在七楼楼顶平台周围，有一米多高的栏杆，必须翻越栏杆才能跳下去。
死者姓梁，所住房间内共有八人，这名安徽籍男子是在去年11月进入富士康从事一线工作的，但宿舍的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
从2010年上半年的富士康员工“九连跳”系列自杀事件来看，这些当事人出生在1986年~1992年，也就是在18岁~24岁之间，入职时间不到一年。标准化的厂房，标准化的住宿，还有被标准化了的员工生活，使得这里的沟通与交流变得机械化。
记者注意到，在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交流大会上，有一个游戏遭遇到了尴尬：如果能说全一个宿舍的舍友名字的，可以拿到奖金，但游戏中迟迟都凑不齐三个人来参与这个游戏。此前，富士康工会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曾做过类似的举动，要求有工人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同样，绝大部分人答不出来。
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富士康员工说，在宿舍住得很闷，一个宿舍的人几乎都不说话，“大家是不同的工组，上班时间也不一样，所以都不太认识。”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表示，富士康集团正在改善和检讨自身管理，同时也正在做很多工作，帮助员工稳定情绪。
然而，这样的表态，与前几跳发生后并无不同。
直到现在，深圳市有关部门和深圳市总工会并未就富士康的“第九跳”发出声音。昨天，《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未能联系到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和总工会的相关人士。与此同时，全国总工会亦尚未就此事及富士康频繁发生跳楼的事件发表声明。昨天本报记者联系到全总相关部门负责人，但并未得到正面回应。
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宏方曾告诉媒体，在“第六跳”发生后第二天，深圳市总工会便到富士康调查。4月13日下午，深圳市总工会公布富士康近期多名员工坠楼事件的调查结果。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称：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希望企业吸取教训，建立人文关怀的管理体制。
不过，这份调查报告并未向社会公开。目前也无法知晓深圳市总工会是否已在针对此后的跳楼事件进行新的深入调查，同时也无法确认深圳市总工会是否对富士康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正意见。
富士康方面也承认，面对近40万的员工，他们的干预措施有些杯水车薪。刘坤认为，跳楼这一社会现象更应该由专业的心理专家剖析。
然而单纯的心理学角度未必能有效诊断富士康的病根。
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建议，不妨请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组成一个调研组到富士康来进行一个课题调研，深入研究员工跳楼事件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原因。从这个角度讲，富士康遇到的问题事实上具有普遍意义。(李娟)
“90后流水兵”何杨的富士康打工生活
文/李娟
湖北小伙子何杨(化名)是不折不扣的“90后”，今年1月26日在富士康得到了第一份工作，成为了PCEBG事业群做电脑板的包装和打螺丝的一名“流水兵”。他最近准备要搬家，从宿舍搬到外面和老乡一起去住。
他每天7点钟要起床，每个星期休息一天，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可以拿2000元左右，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
最多的时候是今年春节过后第一个月，当时他刚刚进来，一个月只休息了一天，这个月拿到了2500元，高兴坏了。
和何杨一样，富士康大多数员工的工资都是来自底薪和加班费，底薪是以当地的最低工资为标准的，每月900元人民币。这刚好占到工资的一半左右，即使疯狂的加班，最多也不会超过3000元一个月。
何杨的梦想是回老家武汉开出租车或者自己做货运，他说离梦想的差距是5万元，但是来富士康四个月他几乎没存下什么钱，“一个月2000元工资可以花掉1900元。”听了这番话，坐在一旁的湖北老乡都夸张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