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尹中立的话说，“符合退出令的78家央企的房地产业务只是小鱼小虾，另外16家央企的地产业务才是真正的大鳄。”
一方的退出意味着另一方的垄断，这是国资委下发“退出令”的用意所在？还是政策从一种尴尬意外地走向另一尴尬？
央企应全部退出地产？
尹中立认为，现在已不是哪类央企退出的问题，而是国有资本是否应退出地产的问题。
“央企融资的本质本身就已经给房地产形成了不公平。”尹中立指出，央企正是有了国家信用和老百姓信用，使得绝大多数的银行贷款都集中到了央企以及地方政府经营的国有公司里面，这种金融资源的垄断很容易导致土地市场上国企的垄断，使得地价和房价双双高涨。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3月15日，远洋地产[6.84 -2.01%]子公司北京远豪置业以40.8亿元取得朝阳区大望京1号地块，楼面地价达每平方米2.75万元，成为望京历史上单价最高地块。拍卖结果一出，业界一片惊呼。而仅仅一天之后，保利地产[20.69 -0.62%]以50.4亿的总价拍得大望京村4号、5号地，折合楼面地价每平方米17949元。
虽然说远洋地产与保利地产分属“退出令”围城内外，但其对区域房价的拉动却都是事实。根据北京中原三级市场研究部的数据，两个“地王”一出，该区域二手房价当即上涨两成，有业主预期甚至上涨万元。在业内专家看来，“地王”是一个涉及房地产业务的所有央企中的普遍现象，跟主营业务是否为国资委指定没有根本关系，而其对资产价格推波助澜的作用却毋庸置疑。
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中原三级市场研究部的数据，2010年北京拍出的29块非住宅用地计算，六成以上地块为国企获得，而且国企拿地的均价超过11385元，超过民企拿地成本三成以上。
“在金融资源和土地资源依然被少数国企垄断，并由他们掌握楼市定价权的情况下，开发商很有可能将宏观调控所带来的成本转移到房价当中，出现越调越高的情况。”资深土地问题专家邹晓云认为。
来自北京市统计局的数字，1月至2月，北京四环路以内住宅期房均价为每平方米31220元，四至五环路均价为每平方米17254元，五至六环路均价为每平方米11776元，六环路以外均价为每平方米10409元。
就这个角度而言，尹中立指出，国有资本应该一视同仁地全部退出房地产行业。邹晓云也建议，央企和国企至少应退出商品房市场，更多地参与保障性住房用地的一线开发领域。在尹中立看来，16家主营业务为房地产的央企退出更是重中之重和当务之急。“否则，就只能像是警察抓住了小偷之后又把他们组编到了大盗队伍中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78家本来就不占主导地位，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起主导地位的还是这16家。数量减少几个并不解决核心问题，也解决不了国企拍天价地的问题。
国资委原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虽然不认为央企是推高房价的重要因素，但也不赞同央企进入房地产行业。周放生指出，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央企是否推高地价房价，而是央企究竟是否应该进入房地产市场。无论是国资委允许的16家，还是禁止的78家，它们的尴尬是一致的。
但这仅仅是一种呼吁。
治本之策
业内人士认为，“央企地王”只是一个派生现象，“央企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体制。”
“现在的舆论都说是央企制造了地王，我觉得任何一件事都要找源头，如果没有地皮竞拍怎么会有地王出来？关于地王问题，要从源头上找原因，谁在这个时候提供地皮？这才是源头。”魏家福3月24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不管什么企业拿地王，都与土地招拍挂价高者得的体制有关。”中国房地产协会秘书长朱中一告诉记者。
“只要拍地就会产生地王，这跟谁参与没有关系。”顾云昌指出，之所以有这么多地王，最主要的还是土地供应不足。“这是一个体制原因。”
“为什么会土地供应不足。”顾云昌指出，1.8亿亩的耕地红线使得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非常有限，而农村宅基地及建设用地却是城市建设用地的4倍，我国二元制土地经济使得城乡建设用地无法流转，形成了一个断桥。
“如果不解决土地供应量不足的现实问题，天价地还会继续出现。”华远地产[7.83 -0.89%]董事长任志强说，连续几年的土地供应量都呈下降趋势，供求关系是解决价格的主要因素，只有改变现在土地供应量严重不足的现状才是根本。
SOHO中国[4.40 -1.79%]董事局主席潘石屹也认为，在市场经济中，重要的是供求关系。土地的需求量大，供应量少，一定会出“地王”。重要的还是国家的货币政策，央企从银行得到钱太容易了，不管从利息还是从发债来看，央企资金的成本比市场上的其它企业低许多。
除此之外，地王背后还涉及到一个分配制度和信贷投放的问题。尹中立指出，“1998年的纲领性文件提出70%的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将由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加以解决，但2003年的18号令提出房地产是经济支柱产业，之后，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比例更是只有3%左右。这导致了市场结构性的供需重大失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