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兴瑞把卫典压得无法动弹之时，汪兴却通过私人渠道向刘东升递过橄榄枝：刘东升可以重回公司。
釜底抽薪
这天，几位业内大佬聚在一起聊天，聊到刘东升，都抱怨不已。
最近卫典推出了号称“8级地震”的“免费行动”。在这次行动中，针对中小企业用户，卫典在全国免费发放防毒试用光盘；针对个人用户，卫典通过产品赠送、网站下载、媒体合作等方式进行百万人公测，免费试用三个月。此举大大冲击了以兴瑞为首的软件大户的市场份额，即使汪兴们要跟风，也失了先机。
这就是刘东升的回答吧。汪兴想，或许自己的示好，在刘东升看来太具讽刺意味。这个人宁争一口气，也不愿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让步。
有人当场提出：“是不是我们几家联合起来，压一压他，反对行业打价格战……”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汪兴。
一直不出声的汪兴只淡淡地说：“我们索性稳他一下。就让喜欢出头的人做吧，他会死得很难看。”所有人听了都若有所思。
汪兴对刘东升那点算盘早了然于胸，这小子是想在市场上造势。中国网民最拥护的便是“免费”。摸准这个心理，小公司往往可以出奇制胜，现成的例子就是淘宝的崛起。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也只有把水搅浑，刘东升才有机会。
但免费这张牌不好打，这意味着得“烧钱”。刘东升自己是出不起，不过他也算有本事，汪兴收到消息，X公司看好刘东升这块金字招牌，准备向他的公司注资。要是刘东升靠着这笔救命钱撑过烧钱赚吆喝的市场开拓期，只等他的A软件升级版上市，说不定真可以杀出一条血路。
但是汪兴他怎么能容忍潜在竞争对手X公司和手下“叛将”关系暧昧呢？
不知道汪兴作了什么手脚。有人说他给X公司的老板拨了一个电话，客气地请X公司考虑与兴瑞直接竞争的后果；有人说他是发了一封邮件。总之，X公司决定放弃卫典。X公司的退出也意味着卫典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其他的大公司都望而却步。
弹指间，刘东升的退路便被堵死。没有了资金支持、雷声大的免费策略，也只落得个草草收场。
偷拳
在化解卫典公司的免费攻势时，汪兴和刘东升还有一次小交锋。
刘东升得知，兴瑞在组织技术力量研发新软件，专门针对A软件，而离职的姚川，正是项目负责人。刘东升又惊又怒，于是把曾在公司任副总的姚川和他目前所在的兴瑞公司告上了法庭。
卫典公司认为，姚川利用他在卫典公司掌握的下载病毒样本的方式——包括用户名、密码、公钥及密钥等，为兴瑞下载病毒样本，并交给其公司的技术人员进行杀毒软件的测试工作，为卫典的竞争对手兴瑞提供了便利。
兴瑞方面，有人疑惑地说：“病毒的流行性那么强，从来不存在知识产权一说。病毒样本也并非商业机密，所有的反病毒公司都是从社会收集病毒，刘东升凭什么告我们呢？”——官司最后不了了之，这次交手也没引起人们太大关注。
或许刘东升并没有昏头。事后有人分析，因为项目负责人姚川涉案，兴瑞的研发步伐被拖慢了，刘东升希望抓住这段时间，让自己的A软件上市，抢占先机。有意思的是，这招兴瑞以前也在别的竞争对手身上用过。
由于我国对病毒防治产品实施销售许可证制度,卫典公司得向网监处递交研发备案报告,然后向公安部指定的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申请产品检测。
对刘东升来说，似乎一切进展顺利。
“请君入瓮”
刘东升没有等来卫典的东山再起，等来的竟是网监处的人和几个民警到公司进行“反病毒公司资质调查”。这次检查进行了一个多月,卫典公司的管理层和研发人员被频繁传唤，一个技术负责人还被羁押，一时人心惶惶。
刘东升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但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为了保存战斗力，刘东升决定把他的研发部从北京悄悄转移到福州。为了不泄露行踪，他特意将20多人的火车票终点站买到厦门，但安排大家在离福州较远的一个小站下车，然后找了两辆中巴车在夜深人静时把研发部员工接到了福州。
检查和传唤结束了，一封公函又发到了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该函以卫典公司涉嫌“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后果”为由,要求封杀卫典防病毒产品的上市权利。随后，“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的消息在互联网上炸开了锅，面对网友的指责，刘东升只觉得百口莫辩。
一连串的打击让刘东升理不出头绪，甚至觉得自身难保。那段时间，他每天在自己的包里装9部手机，用9个手机号与研发负责人和公司高层单线联系。“风声”最紧的几天，刘东升每晚都要换几个宾馆，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换了5个地方，他不知道自己要躲到哪一天。
这一切是不是和兴瑞有关？谁也说不清楚。就在刘东升“流亡”的这一年时间里，兴瑞的软件研发成功了。
困兽
刘东升不知道是自己“命硬”还是苍天有眼，事情又出现了戏剧性转折。
当初负责调查卫典的网监处处长丘誉信，因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被捕。丘的被捕又牵扯出涉嫌收受兴瑞公司贿赂，人们不免联想到这和卫典的案子是否有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