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提到：最近中国工程院为增选院士向本年度全部有效候选人及其单位，发了信件希望各候选人、单位能自律，不要进行“助选”、“贿选”或其他送礼、拜访等活动，以保证院士在增选中能客观、公正，不受干扰地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标准进行此项工作，我们非常赞同。
文章还明确批评了院士增选中的各种不端细节：有些单位不惜出资“公关”、“包装”，以获得一名院士入选作为“工作重点”。这些错误的认识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尤其在中国工程院已经发出信函后，“助选”人员仍不放弃活动，甚至以主管部门的身份向院士“推荐”，继续拉票，令人不能忍受。
2005年老院士们的批评，曾经引发媒体对院士制度的集中批评，但6年后的从《我们的心声》中可以看出，院士评选中的乱象，这些年并没有刹车的迹象。
院士为什么那么香？
评院士的阵仗，如今完全可以用“打破头”来形容。值得玩味的是，只走过20年历史的“院士”称号，为何在中国成了一个人人觊觎的头衔?
中科院院士汪品先早在200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一语道破天机：如果院士本身不意味着金钱、不意味着特权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出现，院士作为终身荣誉是无可厚非的。
中科院《院士章程》中规定院士可以获得一定的津贴，但这个津贴并不多。汪品先院士2005年的院士津贴是每月2000元左右，但他自曝，“我的收入却是工资的好几倍”。
老院士对这种现象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好比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打补丁，首先应该将衣服调整好，如果补丁比衣服还大的话，这就不正常了。”
院士身上的“补丁”到底有多大?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各省市、各机构都会为院士提供特别待遇，这些待遇除了津贴，还包括乘坐飞机的客舱等级、配车、医疗报销等等。一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是，让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
有形的待遇之外，院士还被赋予了更多专业以外的权威，一些官员热衷于“请教”院士，各种重要场合请院士到场，借院士之“光”为自己添“彩”。当院士被塑造成为“明星”后，特权也就随之产生。
院士“吃香”的更重要原因在于，院士所在的机构“需要”院士。
对院士所在的机构来说，院士数量首先是一个“面子”问题，比如刘志军当年会暗中比较本部门与平级部门之间的院士数量，院士少，实在脸上无光。
更重要的是，院士能够给所在单位带来“实惠”。
2005年，学者周国平撰文讨论了这个问题：院士原是个人荣誉，单位何必如此使劲?其中的奥秘在于，在现行制度下，一个单位有无院士及院士人数与单位利益有密切关联。比如说，在申请重大课题项目时，在申请博士点时，如果有院士牵头，就很容易如愿，而这二者都意味着可以获取数目可观的经费。因此，收支相权，得到一个院士名额所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了付出的公关费用。
在科研系统，单位的评级要看有多少个院士，如果本单位或者本系统院士越多，单位和系统获得的机会就会越多。如此一来，各种机构只会嫌自己院士太少，不会嫌多，也就把评选院士当成了单位的事而不是候选人个人的事。
改革还是改掉？
既然院士评选不正之风的症结显而易见，那么，整肃为什么难以奏效?张曙光之流为何可以不惧知情者的检举揭发，依然在贿选上执著努力?
以上两个问题，在顾海兵看来既简单又复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这样的性质，让院士与政府保持了特殊的关系。另一方面，谁来监督两院的院士评选工作?”从这个基础出发，顾海兵认为，不能期待院士制度的自我改革。
近十年来，顾海兵每次谈到院士评选制度中的不端行为，他都坚决地呼吁取消院士制度。“首先要取消‘院士’这个称号，如果改成‘会员’呢?谁会觉得你一个‘会员’有什么了不起的。”顾海兵介绍说，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没有大而全的实体性科学院，只有松散性的科学学会，而且一般科学学会不直接承担项目研究工作。美国的科学学会成员就叫“会员”，很多国家会员还要缴纳会费，他们所谓的“特权”仅仅是在获得研究资料时有更多的方便而已。
顾海兵还直言，院士人数不断增加，中国的科研水平这些年却并未进步多少。这就好比以中国目前的足球水平，还要评选国家级球星。
但是，也有很多人不赞成取消院士制度，在2005年的讨论中，邹承鲁、何祚庥等院士就持这样的观点。汪品先院士认为，院士推荐办法应该改变，减少推荐层级，增加透明度，使院士与候选人之间有面对面的交流机会。邹承鲁院士提议，把所有候选人的资料尤其是具体成果在网上公示，接受全国科学界的监督。在这些老院士看来，院士制度本身无错，如果“院士”称号恢复成为“终身荣誉”而不是“终身特权”，那么评选中的“潜规则”就能自动消除。
无论是“改革”还是“取消”，可以预想到的是，要改变院士评选中的不端行为，没有那么容易。全国各类科研、教学机构、地方政府通过院士制度结成了互相牵连的关系网和利益网络，“破网”的阻力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