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硅谷也吸引了雄心勃勃的外国人，比如，红杉资本公司（Sequoia Capital）的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这位出生在威尔士的风险投资家现在同样也成了亿万富翁。我还记得，1982年我作为《时代》杂志的商业版编辑第一次去硅谷时的情形。当时，我试图弄清到底是什么东西造就了这个真实的“魔幻王国”（Magic Kingdom），除了其他环节以外，很多亚洲人和欧洲人在那里创建公司的情形让我大吃一惊。当我问到企业的创建者为什么会这样时，他们总是告诉我说，因为在这里比在自己的家乡——比如，韩国和法国——创建公司要容易得多。在最近10年里，在硅谷所有的新公司中，外国人创建的公司超过了一半，这一潮流让大量宝贵人才涌入美国，从而使其经济能持续受益。
最薄弱的环节
不过，资本主义制度的“阿喀琉斯脚踵”（意指唯一致命的弱点）始终都是繁荣和崩溃交替出现的经济循环周期，换句话说，也就是贪婪和恐惧的不断循环。近年来，因为国内金融危机和国际危机日益增加，这一问题已经变得越发严重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罗格斯大学（Rutgers）的迈克尔•保度（Michael Bordo）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1973年到1997年期间，共发生了139次这类危机，而1945年到1973年发生的危机则只有39次。这显示了国际金融市场全球化所带来的意外副作用，或许，这些副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总体而言，这一发展趋势是良好的。
毋庸置疑，在过去20年间，美国犯了很多错误。金融监管过分宽松，而且往往执行不力。政府内的监管者、被监管的公司以及立法监督委员会之间的关系过从甚密、沆瀣一气。金融领域的薪酬高的无耻。事实表明，银行家和其他金融从业者对这次危机的核心——投资衍生产品——的风险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现在看来，这已经是令人痛苦的显见事实了。或许，对这个乱局最具智慧的表述就是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警告：金融衍生产品是大规模杀伤武器。
没有任何地方的政府会对目前发生的经济问题视而不见。公众也要求他们有所行动。然而，就像罗斯福总统“新政”（New Deal）时期的智囊团一样，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同样没有可资依据的“范本”。他们已经尝试过很多有时相互矛盾的刺激举措了，但其中的有些举措弊大于利。美国经济现在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公众信心的缺乏，而这一问题只能靠时间这剂良药来治愈。持续很长时间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日本“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的历史经验表明，信心的问题只能慢慢解决。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进行愿望良好但并不明智的改变，只能导致其影响会持续数十年的破坏行结果。
正在寻求解决方案的公职官员，很可能会参考其他自由经济的模式，而且会在还没有对国家之间的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做出清楚判断之前，就将它们拿到自己的国家实施。最具吸引力的模式可能就是法国模式了。在资本主义的法国版本中，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制高点都掌控在一个官员精英群体手中，他们都曾在高等专业学校接受过教育，而且彼此之间往往还很相熟。为什么不把一个国家的经济交由最优秀同时也是最聪慧的人来管理呢，同时为了驯服经济周期，而稍稍减少企业的自由？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曾作为记者在法国工作过三年半，亲自近距离见识了它的资本主义。我还从来没见过比他们更有才干的高层公务员群体，其中的很多人才华横溢。这个国家的学术精英会努力追求高层公仆的职位，而很少会去私营部门。不过，这已经成为法国社会与文化的一部分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了，至少可以追溯到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Jean-Baptiste Colbert）——路易十四（Louis XIV）财政部长——的时代。
而美国的情况则大相径庭。美国很少有最优秀的毕业生会在政府寻求终生职位，尽管其中的很多人也曾去华盛顿工作过几年。没有法国的教育体制和基本的阶层结构，你就无法在美国运作法国的制度，同样地，你也很难将美国的创造性破坏“粘合”到法国的文化上。我还记得自己在30年前与法国年轻人的多次交谈，当时，他们曾抱怨自己的政府说，他们创建或者运营一家私营企业有多么困难。实际上，这个曾经创造了“企业家”（Entrepreneur）这个词语的国家在培养企业家方面的工作却很糟糕。
当华盛顿的决策者寻求解决目前这场经济危机的方略时，始终谨记这个国家的遗产和传统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品牌的资本主义仰赖于创造性的破坏和创新，其根基在于企业家。试图通过破坏其基础而重建其上层建筑——也就是美国的繁荣——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