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接触到农发行临时工普遍反映，“由于编制有限，现在能转为正式工的大学生，都不是一般人，往往是正式工子女。”
对严红而言，经历过那么多次的希望和失望之后，正式工的身份，仿佛一个奢侈的梦想。2008年底，严红努力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了大学本科文凭，本以为就此可以参加市场化用工考试，结果仍被拒之门外，原因是她并非“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
但编制似乎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发行某支行临时工向本报记者透露，他所在的支行共有临时工11名，虽然该支行尚有多个编制名额，多年来始终拒绝给任何临时工转正。“听说正式工数量少的话，他们每个人的待遇就更好，而上级分行在奖金考核时也会照顾支出更少的支行。”
“我们的利益和正式工的利益是冲突的。”另一位农发行临时工直截了当地说，“临时工没有编制，工资无法从省分行调拨，只能从正式工的福利中扣除，向上报账时，我们的工资列在管理费用科目上，所以大多数正式工对我们没有好脸色，我们是单位里的三类人。”
谈及自己被农发行“抛弃”的过往，一位曾经的农发行临时工不愿多谈：“2009年我受了工伤，仍坚持工作，半年后病情恶化，合同终止，随后在病床上躺了3个月。这两年花费数万，没了工作，没了经济来源，但农发行从来没有任何慰问或补偿，什么都没有。”
本报记者还了解到，有些农发行地方分行出台规定，要求临时工司机年满45岁之后，必须转去保洁、厨师或门卫等岗位，否则就强制辞退，而正式工司机则没有这项要求。
无处不在的精神歧视则更令人揪心。上述辽宁省农发行临时工称，“我们做什么都要看正式工的脸色，哪怕是个司机因为是正式工对你指手画脚。正式工经常分东西，高兴了就给你，不高兴了就不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