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这段不快的往事，小董在电话那头几经哽咽：“陈峰家很有钱，每年20多万元的药费根本不算什么。我胆子很小，总觉得做这事是不对的。那之后，我也一直劝他去自首，把这钱还给人家。我和陈峰、他们家的矛盾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小董告诉记者，她始终对陈峰抱有一丝希望，希望能和这个男人过下去。有了女儿之后，则更是如此，希望陈峰有朝一日能改过。但每劝一次，她与陈峰之间的裂痕便更深一些。终于在2009年下半年，两人的矛盾从争吵升级到了大打出手。
这一打使得小董心灰意冷，决心离开陈峰，并在今年11月向当地的公安局报了案。“但公安局当时的说法是，私刻一枚公章不属于犯罪，如果说是诈骗，则应该有北京的警方立案调查。”小董很怀疑调查的公正性，因为她录完口供后，陈峰就跟某大队长在吃饭，“后来是媒体介入，去公证处调查，对方报的案。”
小董说，现在面对陈家人的指责，她很坦然，她什么都没做过。“在任何材料中都看不到我一个字，一个签名。现在应该是他们证明这事是我干的，而不是我自己去证明我没干过。”小董略显激动，“据我后来了解，陈家一直是在上海的一家药房拿药。只要去那里求证就能知道谁在说谎。”
采访中，小董有好多次欲言又止，她坦率地表示现在正在处理离婚官司，律师让她不要和媒体说太多，“我当初的坚决反对已经毁了我的婚姻”。
确实，当爱情已成往事，除了对女儿的牵挂，一个女人应该多为自己打算。
随后，按照小董提供的线索，记者联系到了中华慈善总会在上海的指定发药点。负责发药的毕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已接到北京发来的邮件通知，从11月起就暂停给陈幼兴发放药物。
“每次都是陈幼兴亲自来取药的。我都要看到他本人才能发药。但拿药时签名可能不是他本人签的，有时他儿子也会陪他一起来。”毕老师说，发药的流程完全按照慈善总会的规定，他们这里没有差错。
慈善总会：陈幼兴只是罕见个例
此事经媒体披露之后，绍兴市委宣传部表示，现已成立了特别调查小组。目前，包括陈峰父子、陈峰妻子董某都被调查。陈的表弟因帮忙私刻公证处公章，也在被调查之列。
重压之下，中华慈善总会也在12月2日，通过民政部网站就此事正式作出回应：证实陈幼兴通过私刻公章、伪造公文，骗领中华慈善总会格列卫慈善援助药品。
中华慈善总会格列卫援助项目办主任钱钟民说，陈幼兴提供了项目办所要求的所有资料，虽然涉嫌造假，但从材料上看，在程序和内容上符合受助条件，故获得了批准。
“发现此问题最先是11月15日总会接到知情人的举报电话。16日浙江省慈善总会会同当地慈善总会派人调查核实此事，向总会反馈结果。基于情况基本属实，项目办于11月17日致函患者陈幼兴，告知停药决定，并于当天通知上海发药点及浙江省慈善会停止援助陈幼兴。11月20日在总会再次接到来自举报人的举报信。11月23日项目办致函陈幼兴，先告知我们的决定，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钱主任说。
钱主任进一步表示，陈幼兴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需要由司法部门依法裁定。总会将密切关注态的发展，并依据具体情况，在职权范围内进行处理，保留追究他责任的权利。
陈幼兴骗领赠药这么长时间，如果没人举报，中华慈善总会能够发现吗？
对此，钱主任解释说，对患者的审批，主要着眼于患者的诚信，以及各个环节的制约，涉及患者家庭、个人隐私等复杂情况，的确没有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逐一入户调查。而陈幼兴居住在绍兴，却在上海就医、领药，容易掩盖真实情况，无论是医生或发药人员都很难发现漏洞，项目办更难彻查。
至于为何没让绍兴市慈善总会或基层组织帮忙核实，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表示“任何严重的造假和欺骗行为终会败露，即使他侥幸于一时，但绝不可能永远得逞”。
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的朱平晟律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单从事件本身的法律角度看，本次事件的父子二人存在多个行为违法，涉嫌诈骗罪。
“父子二人一系列行为显示：在主观上，两行为人具有骗领药物的故意；客观上，他们通过种种造假手段，虚构了符合贫困家庭标准的事实，从而在客观结果上实现了长期骗领药物的目的。这就完全符合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当然，现在只能就表面现象而论，更多的事实细节有待公安机关侦查后才能确认。”朱律师说。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什么两行为人能够轻易得手，且骗领药物达一年以上而没有被发现？朱律师指出，这就对尚未出台的《慈善法》提出了一个拷问。《慈善法》要规范慈善机构的种种行为，同时也应当完善慈善救济的审查制度。在法律层面上，更为了解本地区居民情况的基层政府机关(如街道、乡镇等机关)应当肩负审查责任，严查造假行为，杜绝“富人领救济”的荒唐情况再现。
诚然，对于陈峰的行为，有人谴责为“为富不仁”，认为这是急功近利、金钱至上以及部分富人投机取巧的思维惯性导致的人文精神贫乏引发的事件。但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后，骗药行为自然是要谴责的，那慈善总会是否也需要谴责呢？
“穷人”得不到救助和治疗，而富豪却能通过层层审查拿到国家援助药品，这的确令人反省。上报材料的真伪确实很难核实，全因项目受助人分布在各地。不过，既然中华慈善总会接获投诉后可以委托绍兴市慈善总会去核查，为何不可以将上报材料核查工作也委托给上报人所在地方的某个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富豪骗领免费药品不仅仅是其个人的道德沦丧，相关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公众对免费药品流向的不知情，助长了陈峰之流大肆作假的胆量。
在不同的时代，为了保证社会和谐发展，法律是不可或缺的。亿万富豪骗领免费药品再次提醒人们：侵犯公共利益没有成本或者成本很低，而成功率却很高。一句“从慈善总会的人力和成本考虑，不可能对每个人进行详细的评估”，一句“陈幼兴只是极为罕见的个例”，显然并不能完全取得公众的理解，不能从根本上打消公众的质疑。
慈善机构不专业
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卢汉龙则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对于慈善，我们不应有太多的质疑，太多无证据的质疑会吓走有心做慈善的人。在中国慈善环境不规范的情况下，这只是仇富心理在慈善领域的一种不成熟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