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的一个研究小组随后进入安徽阜阳地区调查，最终将感染途径锁定在当地的单采血浆站。这可能是第一份证明艾滋病与血浆站间存在关联的正式报告。
同年，河南省周口地区防疫站的王淑平也首次在献浆员中发现HIV感染者。但是，河南省卫生厅并未承认王淑平的调查结论，王淑平因此失去了工作。
事后看来，危险的种子早已埋下。至少在1995年之前，全国的血浆站基本没有任何艾滋病检验程序。“那时我们在做血液检测时，虽然也穿工作服、戴手套，但主要是为了预防肝炎。根本不知道艾滋病如此之近，现在想想还会后怕。”河南省郑州市疾控中心苏惠存说。
遗憾的是，各地政府对采浆过程中的艾滋病感染讳莫如深，大批HIV感染者藏匿于人群之中。
1996年，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遇到一例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因而发现了这个被遮盖的惊天秘密，从此为之奔走呼号。
待到张可发现河南省的艾滋病感染情状已是1999年。那时他刚刚调入北京佑安医院的艾滋病病房，本打算“清闲五年”，却被前来求医的患者带入这场灾难。
张可去过近100个村庄，地域遍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
当他站在河南的田间地头时，“病人总是越看越多，紧紧围在我的旁边”。他只好说，先看重病人，轻一点的以后再说。他有时一天看病三百多人。
“河南的艾滋病来自周边省份。因为河南省那时的血浆站最兴旺发达，自然也就成了重灾区。”张可认为。
因采浆而感染HIV的高峰期最终被锁定在1995年，在其后撰写的《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中，张可的数据显示，“超过89.3%的患者在1995年感染”。
同年4月，河南省、安徽省、河北省卫生厅紧急接连下令关停所有单采血浆站。但是，这些警告与措施都未能防止艾滋病传染高峰的来临。曾有一位浆站工作人员告诉张可：他们浆站是1993年看到别人挣钱后才刚建的，虽然当时确实已经有通知不让再开办浆站，但由于单位投资太大，没有收回来，只好坚持开下去。
“当时部分政府血站关闭，但由于利益巨大，大量的地下采浆站冒出来了。”张可说。已经尝到利益甜头的献浆百姓们，转而投奔非法浆站门下，局势更加混乱。“假如在王淑平发现时的1994年就立即停止有偿献血，并进行有效的防治工作……”张可在他的调查报告开头写道，可惜，现实不能被假设。
几乎同时，晚年的刘隽湘与他的同事金国栋也下到血浆站，跑遍河北、河南、山东。“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没有权力，只能常用晚饭后的时间给护士们讲讲课。”金国栋说。
由乱转治
机器采集取代手工采集，增设艾滋病检测，血浆站真正独立
艾滋事件尚隐匿在公众视野之外，却已让卫生系统内部上下震动，单采血浆站在艾滋病最肆虐的1995年不得不步入由乱转治的拐点。
从1995年开始，各省频频下发规范文件，三令五申地重复着：“查处单采血浆站不按规定对供浆员进行体检、化验、频繁或过量采集血浆的行为；查处单采血浆站擅自采集血液或向医疗机构直接供应原料血浆的行为……”
这也足见当年的乱相种种。但偌大的中国，各地血浆站的管理情况依然参差不齐，通过采浆而致使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并未断绝。更大的贻害则已转至地下采浆站。
1996年，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对一批血头、血霸进行严厉打击。“公安系统强势介入后一年左右，地下血浆站被慢慢肃清。”苏惠存说。
一纸纸严苛的红头文件，一场场浩荡的重拳打击外，对血浆站全行业更精细的技术层面的改造措施，由国家层面直接布置。
这一年，惠水血浆站增加对艾滋病的检测项目，缘于卫生部此前紧急下发的通知。
第二年，同样响应国家要求，惠水血浆站又建立了危机管理的程序：谁来献浆，谁来采集，测试数据都被详细记录在案。全国亦是如此。而在此之前，即使发现了血浆中带有传染病毒，也无法追溯到源头。
1997年底，在卫生部门的要求下，惠水等部分采浆站又开始推行机器采集。手工采集的历史由此终结，暴利的一页翻过去了。
进入机器采集时代的惠水血浆站效益锐减，挣扎了近一年。1998年采浆量仅为0.8吨。“成本悬殊。”现任总经理陈昌建说，机采的耗材由生物制品公司提供，每人次为50元，比原来增加了40元。
对于那些在手工采集时代常多采200cc的血浆站来讲，作弊越来越难。
元气尚未完全恢复，1999年，国家要求血浆站从县医院分家出来，变更为卫生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医院管全血，血浆站独立后只管采浆。”周前云说，“作为入了股的医院职工肯定不太愿意，但也没办法。”
县卫生局管人事的副局长黎鹏发成为独立后的第一任站长，“叫我去是为了工作方便，以前上到医院领导下到职工的人事问题都是我管，这样浆站和医院间的摩擦就少些”。他将原来集资的全部股份退掉，向医院借了30万元作为最开始的资金。血浆站除了还在租用县医院的房间，此外再无关系。
艰难的日子很快就熬过去了。2000年，卫生部门规定生物制品公司只能从对口的血浆站调浆，企业马上就为血浆稀缺犯愁了。
2001年春节，时任站长黎鹏发被河南华兰公司的老总请到贵阳，商量提高产量，希望当年就能采到30吨。此后惠水血站贴出通知，固定每周四吸纳新的献浆员，产量开始逐年恢复。
独立后的血浆站在现址买了地，盖起了两层的楼房。“两个采浆大厅基本够用，年采浆量也恢复到80吨左右。”黎鹏发对此表示满意。
日子又平稳下来，却也无法再和暴利时代相提并论了。
2006—— 转制之艰与新生之惑
2006年，国家层面终下决心。当年4月，卫生部等九部门共同下发《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县级卫生部门与下属单采血浆站脱钩，将血浆站转到血液制品企业门下。
这被业内称为釜底抽薪之举，地方政府的监管角色被乐观期待为能摆脱利益的纠葛而真正回归。
这还是一场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一场转制就是一场战争。”在尘埃落定一年之后，贵州省惠水县卫生局局长李东风依然感慨良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