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年，刘隽湘等人受卫生部委托对8个省的22个采浆站进行调研。“因为不大放心，刘隽湘也希望到全国去看看血浆站的情况。”金国栋说。
调研结束后，刘隽湘和嵇幼初主编了《血浆单采术手册》。在这本280页的小册子中，编写者对血浆站和献浆员做出细致的规范。
“我很担心采浆不按严格的程序操作，发生意外情况。”金国栋记得刘隽湘回到北京后曾说。
那本手册中写道：“有些站虽然建立较早，但因当时经验不足或条件困难，可能存在某些缺点，也应根据规定的要求加以整顿。”
可惜，这一和缓的措辞，从血浆站诞生之始，就被利益驱动下的操作者忘于脑后。
时间进入到90年代，“血浆经济”遵从利益的逻辑突飞猛进。多个省份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浆采集站和血液制品企业。在部分地区，“血浆经济”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
暴利时代即将来临，而农民体内温热的血浆正在成为一座取之不竭的富矿，危险的种子也悄然埋下。
1992—2006 暴利时代的治乱逻辑
以血致富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1992年，西南小城贵州省惠水县也为血浆站的“钱景”动了心。
当时的惠水县政府没有资金投入，县医院就以职工集资入股的方式凑了十几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义无返顾地挤进了血浆行业的暴利时代。
“建站名义上须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在当时，这并不难。申请批得挺快。”昔日站长黎鹏发说。
“利润以入股分红的方式分配。”现任县卫生局副局长的周前云回忆说，“那些首次入股时还持怀疑态度的职工，很快就变得积极起来。”
创办之初，作为县医院下属科室，血浆站占用了医院两个房间。空间有些狭小，献浆员常常站满屋子和院子。不出所料，血浆站利润丰厚，在其他科室人均月奖金只有一百元的时候，血站工作人员就可以分到四百元。这四倍的奖金差距是一个磁场，吸引医院其他科室的医生、护士分拨来干，以便利益均沾。
“当时没有特别针对性的培训，会扎针、抽血的护士就行。”周前云说。各县采来的血浆由贵州省统一定价、销售给厂家。
“客观地说，血浆站对地方经济是有贡献的。”周前云说，就以惠水为例，虽然给予献浆员的营养费最初仅为50元，但对当地人尤其农民而言都比种田划算。那些挑进县城来卖的大头菜，一斤只挣一毛钱。
2007年，为了稳定浆源，营养费提高到每人140元。这是献浆员都会算的一笔账：除去来往车费，一次可余100元，一月两次，一年就是2400元——比当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还略高一些。
于是，有些省份早年一开始就将“血浆经济”视为带领农民贫困人口脱贫的动力产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撰写《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一文的北京佑安医院医生张可回忆，在1990年代中期的河南，这是场“以血致富”的大运动，从15岁到60多岁的农民纷纷加入进来。50岁以上的人，为了参与献血，把白发染黑；年龄小者，谎报年龄。当时农民流行的口号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有的县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血浆站，门前人山人海，多则千人。工作人员不间断地抽血，献浆员彻夜不息地排队等候。
“无人知道灾难已悄悄隐藏在他们身边。”张可说。
手工采集之乱
“那时做这行要靠人性和道德。”
唾手可得的财富不仅刺激着那些农民身份的献浆员的积极性，也让血浆站多少无所顾忌。所谓规范掌握在个人手里。“那时做这行要靠人性和道德。”惠水县卫生局副局长周前云说，站长能稳得住的地方规则相对明确，混乱些的早就盖起了几栋小楼。
自采浆术进入中国到1998年之间，全国的采浆站大多是手工采集技术。手工采集的随意性，恰是暴利滋生的有利土壤之一。
每次的采集量都操控在护士手中。虽然按照规范一次采浆不得超过600克，但多采200克也只有天知地知。在违规超采外，频采也未被控制，有的献浆员会在一周内多次卖浆。
不仅如此，用于分离血浆的离心机的转速也由人掌握，机器的转速越高，分离出的血浆就越多。而因为机器转速过高而破碎的红细胞被输回人体后，不仅无用，还会给肾脏加重负担。
刘隽湘编著的那本《血浆单采术手册》已经分发到各血站，但“当时政府管理意识不强，根本无法对各家血站进行有效监控”，周前云说。
“那时做血浆真是比卖毒品还要赚钱。”现任惠水血浆站站长的陈昌建当时在贵州省血液中心工作，常去各县的血浆站调血浆，“有些600克容量的血浆袋被涨得鼓起来，摸着吓人。”
地方政府的急切心态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越规的行为。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目标竟陡然超过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
而其下辖各地，疾控部门、卫生部门、医院，药厂，甚至个人开办的，或合法或非法的血浆站，雨后春笋般涌现，1993年时驻马店地区33家，而信阳地区则上百家之多。
手工采集带来的不仅是钞票，更有风险。
按照规范要求，离体的血液不可以多人混合，否则，丙肝、乙肝、疟疾等病毒在混合血回输过程中的传播风险很大。
“但部分血站常年混合操作，只为便捷操作，降低成本，榨取最大利润。”一位血浆站的老员工说。
仅仅过了一年，1993年的河南省，疟疾疫情已经在提示采浆混乱。当年8月6日《河南卫生报》披露：“今年上半年全省报告疟疾301例，是去年同期69例的4.36倍。”
20天后，河南省卫生厅发出了《关于加强血站、单采浆站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通知》，以防止疟疾病毒通过采浆传播。
而一年之后，令他们更加忧虑的传染病将不再是疟疾，而是致命的艾滋病病毒。
艾滋秘密
“超过89.3%的患者在1995年感染。”
最早的警讯发生在离惠水小城千里之外的安徽阜阳。
1994年9月，上海莱氏生物制品公司反馈安徽省阜阳地区献浆员李某的血浆为“HIV+”，但是，当地血站的工作人员不知HIV为何物，未引起任何重视。11月，该公司的抽检报告中，再次出现：李某，“H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