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恩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西藏的3月总是格外引人注目。1959年的3月10日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发动武装叛乱的日子，其后每年的“3·10”他们总要做出一些动作以示“纪念”，将其称为“起义日”、“抗暴日”。他们以反抗正义的行动让人们记住了这个日子。同是1959年的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自当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改组后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的职权。这标志着西藏社会大变革的开始和旧时代的结束。
2009年1月，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将每年的3月28日设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种事隔半个世纪后迟到的纪念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相当多的人们将这一天和它的意义忘掉了，尤其是一些根本不该忘记的人们也把它忘掉了。往后每年的这一天将会有一些相应的活动；也于是，“3·10”和“3·28”作为两个对立的政治符号将会长期并存于西藏、乃至国际斗争的舞台上。
如果把“3·10”和“3·28”的意义简化为“叛乱”和“民主改革”的话，两者的应有逻辑当是后者在前、前者在后，因为农奴主阶级的叛乱会因改革触犯他们的利益而发生，而不应是叛乱的发生造成了民主改革。但事实恰恰是反过来了：“3·10”叛乱先发生了，“3·28”改革随后进行。
叛乱与改革
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得到解放的一块土地。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大陆过程中的既定方针，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却武力抗拒，于是1950年10月发生了昌都战役。这一仗打破了西藏地方当局拒绝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幻想，带来了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的签署。
该协议的第一条就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明确了西藏的主权归属。协议规定了西藏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西藏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但也提到西藏的改革，提出“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要求改革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显然，这里关于改革的措辞是很温和的。
实际上，鉴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自1950年起中央就在少数民族地区改革的问题上确定了“慎重稳进”的方针，而在诸如西藏这样的地方，更提出了“和平改革”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改革要和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充分协商，要取得他们的同意，使他们的生活不比改革以前差，并在政治上也给他们做出安排。
由于这一方针，中央对西藏的改革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也对达赖集团为代表的西藏上层给予了极大的礼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年仅19岁的达赖和16岁的班禅分别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们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会见各国来宾和各界知名人士，会后又游览了大半个中国，直至1955年3月由北京返回西藏。临行前毛泽东又分别前往达赖和班禅下榻处为其送行。
而在此前后，毛泽东与达赖和班禅也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以及随书信往来的相互礼赠。如1953年3月10日毛泽东随信附赠达赖喇嘛“扩音机两个、附带喇叭四个，电转一个、附带片子十二张，黄缎四匹，长白山人参一个，貂皮衣筒一件”。
我们相信，毛泽东等领导人如此礼遇达赖和班禅，不但是因为他们在西藏有着宗教和政治上的至高地位，而且也因为把他们看作了“西藏人民的领袖”、“民族的领袖”。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在《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中称，西藏“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对“上述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的地位和职权也应予以尊重”。该社论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并改写的。1954年达赖和班禅在北京与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说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不能只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
“十七条协议”没有对西藏的改革做出时间上的规定，毛泽东等与达赖的接触交谈似乎也没有谈及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西藏可以放弃改革。因为正如周恩来所说，“我国各民族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和改造，消灭剥削制度，这是在我国宪法上规定的。我们应该遵照宪法办事，把奴隶、农奴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