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习水嫖幼案前日开庭。不过此案在开庭之前便已沸反盈天，关于取证为何困难，性质介定存疑等话题成为舆论热点。
我非常理解此事成为焦点的理由。嫖宿幼女在道德上几乎是罪大恶极的。就像案中某当事人被问到，“跟你女儿差不多大啊，你怎么能这么做？”时，只能沉默。在我们的社会道德体系中，伤害儿童，尤其是以公职人员为主的团体性性侵害儿童，确实是最难以饶恕的。
然而，另有两个细节，我以为值得一谈。一是当地政法委书记要求此案顶格量刑。二是原先指定的律师没有出庭，因为不愿为这种人辩护。
任何罪大恶极的事件，在坊间可以任由口诛笔伐，但是，一旦进入司法程序，真正起作用的该是什么？
我理解政法委书记对此案出离愤怒的情绪。但是对此类表态，我常常会做别的假设：假如此案没有曝光呢？没有引起关注呢？政法委书记不知道此案呢？那么，会不会顶格量刑？再换一种假设，假设异时异地，发生同样案件，性质同样恶劣，但不为人们包括媒体和政法委书记所知，又该怎样量刑？习水此案假如真的从重量刑，到底是因为案情性质恶劣，还是舆论关注度高，或是政法委书记的事前发话？
据我所知，关于量刑，刑法有法定量刑情节。假如，政法委书记，或者其他出离愤怒的司法工作者，对此案罪责认定和量刑认定，认为有特殊性，那么可以质询法律条款，江苏就曾有一份《量刑指南》，将自己的道德指向，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只有将指向进入程序，真正惩罚的才会是一类人，而不是偶然案件，比如习水案中的这几个公职人员。
律师缺席辩护是同样的道理。作为一个旁人，我们可以选择符合道德取向的行为，但是律师是法律工作者，很多时候，他需要撇开情绪。被告有要求辩护的权利，这就是律师的工作范畴之一。法律反映的是社会文明程度，我们之所以比犯罪分子更文明，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懂得尊重人的权利。
这些恐怕才是司法程序最需要的东西。官员的话语之重，道德的向善之心，舆论的无形之力，可以在别的“场”内发挥作用，这些场都可以在某些程度上推动社会进步，但这些力量，不应成为外力加诸司法，这与以私心干扰司法公正的性质，并没有太大差别。法律，需要自己的独立性和程序性。
(本文来源：武汉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