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现场，朱玉给地震中去世的遗体盖上麻袋
“史上最牛校长”发现者：
“这样的人不出名，还有天理吗？”
报道过程中，我正好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了解到他们明天将去安县做心理辅导，就跟着他们的车一起过去了。等车到了安县桑枣中学，专家开始给学生上课，我在帐篷外跟老师和校长聊天。老实讲，我没想到要采访。校长就说，你看这次地震真惨，你看我们学校真是万幸，我要不是花了那么多钱给它修，它也塌了。当初花了17万建这所学校，却花了四十万修建。我的笔记本本来在包里放着，他说到这里，我嗖地一下把笔记本从包里拿出来，眼睛都直了，我说您再仔细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告诉我，第一年怎么修的，第二年怎么修的，农村中学里全安县一年维修费用只有十七万，每年不容易磨来一点钱。他告诉我从04年开始就搞演练，本来担心宿舍楼出点什么事，万一有个淘气小男生在宿舍楼下面喊一声鬼来啦，上面一千多个女孩子哇啊哇往下跑，这栋楼肯定会出事。于是就在那个楼上搞演练，后来就全校搞演练，结果地震中无一伤亡，且总用时1分36秒。我说你怎么算出来是36秒。他说我们正好有一个副校长在操场上拿了块秒表，像是在上体育课，在算时间旁边的邻居看到说我们学校人流迅速到操场上汇集，总共1分36秒。
采访完了之后，握手告别。上车就往成都跑，在车上就打电话给总社说“就要给你一篇好稿子”。回到成都连夜开始写，题目怎么定开始想了半天，《一个灾区农村中学校长的避险意识》。写完之后，当天晚上发到总社，编辑的信箱，然后我就扒着窗台等天亮，八点多钟编辑给我发短信说稿子很好，今天发！
后来校长叶志平出了名，再见到我的时候说，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到我们学校能出名。我说叶校长，您别忘了我是写典型出身的记者，我搞了那么多典型，难道我还不知道哪个典型是玩得响的吗？这样的校长不出名，它能有天理在吗？叶志平估计现在是灾区最有名的校长，现在很多网友冠之以“史上最牛校长”。
十万字作品忆震区：
“‘北川’是我的催泪弹。”
地震之后，心理上受到了很大冲击。刚回到成都写稿子，边写边难受，边写边哭。这是我受到的第一次冲击。受到的第二冲击是在回来以后，领导让我去做抗震救灾的报告。
去过灾区的记者，大家很默契地都不往深了说这事，因为大家彼此心里知道对方心里是有伤痛的。有一次我正准备做报告，突然从后面递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玉，求求你了，千万别说得太细”。没去过灾区的人永远不会理解的，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就把有的情节说得快一点，带过去了，不多说了。
第三次冲击波是《北京文学》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写一个报告文学，我说我不想写，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实在是太痛苦了，这个事提不得。在那，我都躲着电视不敢看，回到北京，一看电视完全就忍受不了，一看就哭，痛哭流涕。甚至严重的时候，一看到“北川”两个字，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北川”就是我的催泪弹。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家聊得挺开心，突然保姆说北川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橘子，一下子就扎到我心上了，在那里嚎啕痛哭达十分钟之久，在这种情况下我写报告文学不是往我身上捅刀子吗？后来人家说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后来我一想，可能这个是对我的一种激励，就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写了一个报告文学《天堂上的云朵》。
后来我发现，我的痛苦不是在灾难现场的痛苦，这是一个老记者的规律，很多年轻记者瞬间被灾难现场击倒，在那就开始痛苦上了，痛苦到没法工作，闻着尸臭没法吃，没法喝，但我可以吃。老记者开始不哭，但是回来后哭。回来之后痛苦变得深远而绵长，什么时候想起来这事什么时候就难受。到了奥运会这几天，因为我想起了北川入城的地方有一个倒计时牌，距北京奥运会召开还有“88天”，我越想那个牌我就越难受。我说，那么多人看不着了，我能看着，坐在那边就默默地掉眼泪，天天晚上以泪洗面，天天如此，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