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暧昧的语言无疑将这个大学教授塑造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登徒浪子，“潜规则”之类说法当然愈传愈烈。
另一方面对于付成励，媒体和网友说法则截然相反。“付成励曾任学校社团干部，负责为公益活动拉赞助。工作能力很强，性格开朗。这和学校所说的付是‘性格内向，成绩和表现一般’有很大的出入。”“付某的室友称，付与同学之间相处关系较好，对人也热情。他平时一个人几乎包揽了寝室的卫生和打开水。”
如此相对立的言论毫无悬念地将教授程春明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网上风传对程春明的抨击，而对付成励的是同情甚至是肯定。
程春明教授的身份明显优越于付成励，而模糊的作案动机又适当的刺激了人们对于“优势权利”的“仇视”，所以，在案件并未明朗之前，猜测就自然而然地偏帮处于“弱势”的付成励。
杨佳袭警案
（新闻回顾：杨佳由于自行车纠纷对上海闸北区公安民警产生报复心理，08年6月28日，杨佳在闸北公安分局用刀捅死六名警察。）
杨佳被捕后，大多媒体不约而同地从理解杨佳的角度出发报道该事件。对于杀人者杨佳，媒体从他的成长档案中发现可能致使他心理郁结的缘由，从他与上海闸北区民警的多次纠纷中搜寻民警们对杨佳不恰当的举动，人们愿意相信这个28岁的青年有着他的身不由己，愿意相信他的暴力是积聚已久的忍无可忍之后的爆发。
《南方周末》二版如此引题：“六位遇难警察的遗体，仍然静静躺在太平间里。在生者的纷争中，这些不幸的遇难者被公众忽略了”。甚而至于6位警察的照片都未能公诸于众。这6位遇难警察在舆论的喧嚣中，成为“警察”的符号，他们个人和家庭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在偏激的网友口中，这6位平均年龄近50岁的民警竟因无法制止杨佳而被冠上了“警察无能”的名号。
无辜的6位受害警察，因为在这场舆论纷争中代表了国家权利机关，无奈被置于黑暗的角落。如果说，公众对于杨佳“同情弱者”的心态值得理解，那么对于遇难警察“仇权心理”的肆虐则是于情不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