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炜林拿起一个石璧给记者看：“这是目前最早的璧了！这件可能是琮，古代人认为天圆地方，而这个石琮内圆外方正好代表了天地，它可能是巫师通天地的法器。”
摆放在架子最显眼处的一个笑眯眯的人脸覆盆状陶器(又称镂空人面饰覆盆状陶器)十分引人注目，这也是杨官寨出土的经典文物，“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实用器具，只能说是用来祭祀，但祭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众多陶器中，有一件类似三星堆出土铜人面的大眼睛残片，大大的眼睛和高高的鼻子交错分布，“如果能复原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圆环，眼睛和鼻子互用。”王炜林说。
28 岁的张伟有大胆的想象力，他指着陶祖(陶质的男性生殖器)猜测道， “当时母系社会的首领出现时，有可能是戴着这个人面的陶盆做帽子，一手握着陶祖，来表示她的权威和地位。”
而在杨官寨遗址西门两侧的环壕中，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层层叠叠堆放的陶器、石球、陶刀等。每一层的器物群都不一样，有的盆多，有的罐多。据王炜林介绍，在以往其他遗址的发掘中，他们从未遇到这样的情况。
为了解开这些陶器的谜团，考古队需要勘测环壕中每一层灰土的年代。“以此了解这个环壕的堆积过程花了多少年？分了多少层？”此外，考古队还需要分析每一层土中的植物遗存，从而大致推断土层发生堆积时的季节。
通过了解土层的年代，分析同时代的植物遗存，考古队可以确认各种陶器所属的年代和文化，推测不同陶器的用途，并复原持续了500 年的庙底沟文化每个时期的标志性陶器。
杨官寨遗址给了专家们很多想象的空间，众多的谜团只有在完全发掘完后，才能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而这会是一个漫长又艰巨的过程。
4 月7 日，王炜林接到了陕西省政府下达的文件，文件要求对杨官寨遗址实施保护。他站在遗址的西门上，望向最东面延伸的遗址远处，“现在看着这块土地，我觉得很自豪。我们这代人，也许没有机会揭开它的谜底，但至少，我们为后人保住了这份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