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改革中最牵人心弦的莫过于个人所得税的变动了。近年来，关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征收主体和边际税率的调整无一不是街头巷尾的热点议题。以刚刚过去的两会为例，最初有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表示个税起征点暂无上调计划，随后表示这是媒体的误读，其原本表示“个税综合分类改革”目前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同时，他还认为提高起征点受惠更多的是高收入人群，起征点设在目前的线上，能多征高收入人群的钱。
现行个税政策不能“劫富济贫”
从局部来看，廖晓军认为提高起征点高收入人群受益的观点并没有错，2008年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约为2200元/月（约占城镇职工的2/3），这意味着60%以上的人无法从提高起征点中受益。其次，个税中的工薪税采取的是累进税率，提高扣除额标准，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减少的是每个人适用最高边际税率的所得额，如将起征点从目前的2000元/月提高至3000元/月，月薪为3125元的纳税人少交25元/月，而月薪为13万元的纳税人税负则减少450元/月，后者少交的税是前者的18倍，因而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高工薪收入者多受益。
然而这种观察恰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與薪”，首先个税的征税项目共有11个，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大多实行的是单一税制，因此也是累退的，即对高收入人群有利。并且，由于真正的高收入人群（资本红利、企业经营等）的收入来源和生活成本抵扣的方式往往多样化，在现行的个税征收结构中，有很大的逃税激励和漏洞。这样来看，相对月工资数十万的高收入工薪群体，以资本红利、企业经营等为收入的人群本应交更多的税，但现行的个税结构中，恰恰相反。
诚然工薪收入是多数纳税人最重要收入来源，但在这一视野下的扣除标准（无论是起征点还是边际税率），都只是局部性的，很难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综合所得税制，即以个人申报为基础，将其所有来源、所有项目的收入加总求和后的纳税模式才是个税改革的应然方向。而这正是廖晓军表示的“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的个税改革方向。
个税调整与收入分配
个税征收问题涉及分配，按收入法计算的国内GDP等于所有生产要素带来的报酬之和。近些年的经济数据来看，资本、土地、固定资产等因素产生的价值流量增长较快。同时，流动性过剩使得资金价格低廉，低利率形成了较低利息收入。而劳动力要素产生的报酬（工资等）则相对较慢，工资和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慢于GDP增长（与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截然相反）。这表明，广大国民未能充分分享宏观经济成长的成果，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合理的格局已延续了相当一个时期。
因此，从调整个税来看，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减税意味着在收入分配体系上，提高劳动者报酬，提高劳动所得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比例。据统计，美国近几十年以来，劳务所得占GDP比例在60%-75%，而中国则逐年降低到40%的水平。要弥补收入差距拉大，保证分配公平，就必须降低对劳务所得（包括工薪、稿酬、劳务报酬等）的税率、提高起征门槛。
其次，在微观上，需要平衡个人收入所得税中各类税收的税率和起征点，同时考虑不同负担能力下的个人税收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刘克崮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税制模式”，以家庭为单位，将家庭成员的全部应税收入合并计税，综合考虑家庭基本生活支出费用，包括家庭成员的赡养费和子女教育等家庭教育支出，分类扣除，采用累进税率，税率设计遵循低税率、少级距的原则。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2007年整理。其中2004年的数据因为缺失，因此采用了2003年与2005年的算术平均值替代。
说明：本图为各地区按收入法（或称各地区生产总值项目结构）计算GDP的合并数字。左侧计量单位为万亿；各地区生产总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各年度按当年价格计算，未扣除价格变动因素。
个税调整与经济增长
上述个税的应然调整方向不仅仅是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健康发展也是有利的。近年来，消费不振的话题被学者、政界和产业界不断地提及，成为当前经济增长中的最大的一个障碍。为什么老百姓不消费？笔者曾经总结为两个原因。其一，居民没有能力消费，这是居民收入不振的问题。经济增长而居民不增收的现象已经持续多年，广大人民并没有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劳动力价格被长期压抑的结果，各种要素没有充分的参与到分配体系中。其二是居民不敢消费，因为近十几年改革的逻辑之一是政府将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义务推向市场，由市场来解决市场容易失灵的问题，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挤压了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支出，让人不敢过分的消费，造成储蓄率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