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国资委的一位专家曾向《中国企业家》透露，2003年成立以来，国资委就一直在考虑出台一个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路线图：哪些行业进，哪些行业退。但是因为过于敏感，至今未有定案。
关于“进退之道”，国资委曾有过说法。2006年底，李荣融就曾放出过一个探测气球，即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7大行业由国资绝对控制。这一提法出炉后，即遭遇舆论强烈炮轰：这是在强化垄断，与打破垄断的市场化改革方向相悖。后来，该说法在国资委被淡化处理，至今未有公开文件面世。
“国进”其势难挡，那么民企收购央企，有没有可能？
对此，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有一番比较客观的说法：“总体上讲中国的民营企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即家族企业阶段。家族企业经营中小企业效率很高，但经营大企业在企业文化、管理、决策机制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现阶段，把国有大企业退给民营企业风险很大。”
在事实层面，国资委成立之初央企的数量为196家，截至目前减到了132家。这64家央企的退出，没有一家是通过卖给民企或者外企实现的，大部分是央企之间的内部整合。
风雨六年
其实，国资进退与否，如何进退，在李荣融心中，并无纠结。
在国资系统内，都非常熟悉李荣融的两个著名说法，“企业能不能搞好与所有制没有关系”；“遵循企业发展规律，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
就连宁高宁这样有过西方求学经历的央企领导人对此也笃信不疑。“我在国企呆了20多年，国企的许多进步到目前为止外界并不了解，到现在，必须把国企当企业看。如果到今天还去纠缠国企是不是企业，社会也太不进步了！”
他们的观点所隐含的推论是：既然国有企业是企业，那么争论“谁进谁退”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事实层面也带给他们底气：国资委成立六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周期，国有企业业绩水涨船高、全面飘红。
2003年初以“特设机构”身份成立的国资委，被国务院赋予的职能包括：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实现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等。
六年之后回头望去，在国资委肩负的这几项任务中，李荣融完成最出色就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从2003年的约2万亿，增加到了目前的5.5万亿，翻了一倍多。在2005年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李荣融曾得意地透露：“总理对国资委的工作很满意，总理只是要求要保值，从没对我说过要求增值多少，但我们的央企资产已经增值了这么多。”
如果像外界所言，把中央企业取得的如此恢宏的成绩仅仅归结为“天时”（经济周期）、“地利”（垄断），对国资委和李荣融来说，显然不公。
六年来，李荣融在推进央企业绩考核、集中主业、人事制度改革（面向全球招聘央企高管）、公司治理（引进独立董事、职工董事）、规范产权改革乃至国有经济的整合重组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央企业绩的高扬与这些基础建设有着重要的关系。
《中国企业家》接触过的央企负责人曾经评价，如果要总结国资委成立给央企带来了什么，那么最大的变化就是让他们有了业绩的观念。“不达到行业前三名，就走人。”李荣融的这句话一直是央企大佬们身上背负的十字架。
业绩导向之下，一些没有“垄断”色彩的二线央企（国资委掌管的央企在内部分为两个层级，55家特大型央企的领导是副部级，由中组部任命，其余的由国资委管理）在这六年迅速成长起来，比如中钢、中国建材、中煤科工等。
即便是备受指摘、进退失据的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很多人也忽视了李荣融和国资委的积极贡献。从国资委成立开始，李荣融就力推央企之间的合并整合，2006年更公开提出到2010年将央企数量减少到80—100家的目标。对国有企业来说，“管的少，才能管的好。”李荣融所做的央企内部重组整合工作，虽然缺少了产权改革的终极价值，但却是无法跳跃的一步。
根据全球范围内的经验，许多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都经历了三步走：第一步、商业化，即国有企业剥离政策职能，与其它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第二步、公司化，即建立起规范的董事会与现代企业制度；第三步、民营化，即产权改革。
对中国而言，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我们不能用理想化的目标来苛求今人。
信仰和梦想
央企在2009年的荣光，足以成为65岁的李荣融职业生涯的一个圆满“句点”。
从一家地方国有工厂的工人，一步步走到几十亿央企资产“掌门人”的李荣融，对国有企业的信心从未动摇。
人怎么信仰，就怎么生活。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她一生中看到身边很多人因为信念动摇而痛苦不堪，内心挣扎，但她却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信仰有过丝毫怀疑。所以，在撒切尔刚担任保守党主席，党内为了她能赢得首相大选，设计了一条“中间派”姿态的竞选纲领，而彼时年轻气盛的撒切尔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啪”地摔在桌上，对同僚说：“我不要走什么中间路线，这才是我要走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