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婚强奸案检方认定有实质性关系 成为案件定性的关键依据

　　2025年4月16日，历时两年的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迎来终审宣判。法院驳回席某某上诉请求，维持一审三年有期徒刑判决。检方在二审中明确认定双方存在实质性性关系，成为案件定性的关键依据，引发社会对婚姻伦理与司法边界的广泛思考。

　　案件源于2023年1月，席某某与吴某某经婚介机构相识，5月1日订婚时男方支付10万元彩礼及两枚戒指。次日双方在婚房内发生关系，四天后女方以“违背意愿”报警，席某某随即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阳高县法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席某某三年徒刑，女方亦在财产纠纷案中胜诉。

　　二审期间，男方家属坚称“无实质性行为”，提出女方体检报告显示“处女膜完整”作为核心证据，并质疑报案动机与房产加名要求的关联性。检方通过补充侦查，结合现场痕迹、通讯记录及证人证言，确认双方存在实质性接触，认定强迫行为成立。

　　法律界争议聚焦于“婚约关系中的性同意认定”。部分律师指出，我国刑法未将婚姻状态作为强奸罪豁免条件，关键在于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一审判决书显示，女方曾多次呼救并试图逃离，遭男方强行拖回，这一细节成为定罪关键20。另有学者提醒，案件警示公众即便在婚恋关系中，性自主权仍需明确共识。

　　彩礼纠纷成为舆论另一焦点。法院查明女方已于2023年立案前退还全部彩礼及戒指，但男方母亲两次拒收，最终被判决驳回财产诉求。这一结果被视作对“以婚敛财”传言的司法回应。案件还揭露双方曾签署“婚房加名协议”，但司法认定该约定不影响强奸罪构成。

　　网络舆论对司法进程产生复杂影响。一审期间，男方家属通过自媒体发布“欺诈婚姻”等不实信息，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法院在二审中特别强调“网络谣言干扰司法”，呼吁理性看待证据链。最高法学者指出，该案审理体现了“舆论关注下司法独立性”的坚守。

　　社会学专家分析，案件折射出传统婚俗与现代法治的碰撞。订婚作为民间习俗，常被误认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实则与登记结婚存在本质区别。检方在终审中重申“实质性关系认定不以婚姻状态为前提”，为类似案件提供重要判例。

　　被害人权益保护成为后续讨论热点。妇联代表指出，案件打破“婚内无强奸”的认知误区，强化了女性性自主权的司法保障。但亦有声音担忧，此类案件可能加剧婚恋关系中的信任危机。

　　男方辩护团队在终审中提出“性交易转化”新论点，主张彩礼支付包含性合意，遭法院明确驳回。判决书强调“财产约定与性同意无必然联系”，确立“先同意后行为”的司法原则17。这一立场获得多数法律工作者支持，认为有助于厘清婚恋财产与人身权利的边界。

　　随着终审落幕，案件留给社会多重启示：司法通过严谨证据链破除“完美受害人”迷思，彰显程序正义;公众则需提升法律素养，区分道德评判与司法认定。正如审判长在宣判时所述：“法治既保护善良风俗，更捍卫个体基本权利。”这起引发全民关注的案件，终以司法公正为纷争画上句点，也为转型期的婚恋法治建设留下深刻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