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所谓“１９６６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１９７４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１９６３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１９６３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９０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１９６４年５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１９８０年４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
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我赞同徐先生的判断。
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４，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一个人是否为国学大师或文史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不必过于较真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安排编辑部同人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译》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依据史实，且有当年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最近，我请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书信集以备出版。汤炳正先生是真正见过章太炎受其亲授的弟子，通信集中即有写给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汤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炳正生前在１９８８年致汤序波的信中写道：“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疑窦。
如今，口述实录盛行于各媒体报道及出版物，为历史研究、传记写作等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但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同样让人感到忧虑。在此情形下，人们特别是媒体中人特别需要认真甄别，严肃对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编造并以此混淆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