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来新夏先生于3月31日病逝，享年91岁。
来新夏，浙江萧山人，1923年生于杭州，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主要从事历史学、版本目录学和方志学等研究，被誉为“纵横三学”。他的主要著作有《方志学概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北洋军阀史》、《林则徐年谱新编》等。1979年来新夏在南开大学分校独立创办图书馆学专业，1983年秋，他又在南开总校筹办图书馆学系，经多方努力，终于在次年正月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并于1984年秋公开招生，为我国开创了独立的图书馆专业学科。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表示：“来先生是我们的前辈，以前只在一些会议上会遇到，尽管没有私人交往，但从本科开始就读他写的教材《古典目录学浅说》，到了研究生阶段，我的硕士论文是做年谱研究，又读他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受益很大。来先生的《古典目录学浅说》在1980年代影响很大，因为在以前一般的读书人都懂点目录学，可是经过文革以后，大学里懂目录学的学者已经非常少了，而来先生这本《古典目录学浅说》的出现正好为我们当时的这些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入门教材，而且这本书写得非常浅显易懂。这本书的出版，也在“文革”之后，尤其是1980年代，重新提出了目录学研究的价值，并为这一学科的发展起到接续作用。”
与来新夏有着“忘年交”的南开大学传播学系主任刘运峰则向早报记者透露，“来先生一生著作无数，晚景更是辉煌，不过，在我心中也有一桩小小的遗憾。”来新夏住院曾在天津的问津书院讲“袁世凯与北洋新政”这个题目，托刘运峰帮他找点资料，后来资料找好，来新夏在写论文时，发现又找不到了，于是拜托刘运峰重新再找一下。但没过多久，来新夏因为感冒住进了医院。初入院时，来新夏夫人焦静宜告诉刘运峰，资料可以先缓一缓，“不过老先生身体状况还好，问题不大。谁知道又没过几天，就进重症监护室了，住进去一个多月后，终于还是走了。”
来新夏曾说“春蚕之心不死，有生之年不挂笔”，这点未尽的遗憾，倒也是圆了当初所发的愿。
(一)
来新夏1923年出生于浙江萧山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幼年随祖父来裕恂开蒙读书。来裕恂是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与鲁迅是同学，留学期间还参加了同盟会，担任由孙中山创立的横滨中华学校的教务长，著有《汉文典》等很多著作。来新夏幼年时期是在祖父身边成长的，祖父的学问和为人对来新夏影响都很大。
来新夏的中学时代在南京和天津度过，于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那时候的辅仁名师云集，像陈垣、余嘉锡、张良烺、朱师辙都在学校任教。陈垣亲自指导来新夏的毕业论文。余嘉锡是中文系主任，学贯中西。来新夏选修了他开的目录学，期末考试余嘉锡给了来新夏B，来新夏很不满意，后得知，余嘉锡平时给学生一个C都不容易，最高分就是B了。启功跟来新夏保持了有五十多年的师生关系。来新夏大学时生活困难，启功老师就叫来新夏每周日到他家里改善生活。来新夏1960年代接受审查的时候，启功是唯一一个关心他的人。
辅仁毕业后，来新夏到天津担任中学教师。随后被选送到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分配至历史学家范文澜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做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在做范文澜研究生期间，来新夏得以参与整理大批北洋军阀原始档案，从此跟“北洋军阀”结下不解之缘，之后专攻北洋军阀史，五十年内先后写了三本相关的书，这也成为他在“文革”中遭批判的重要原因。“文革”一开始，来新夏就作为第一批被打倒的对象进了牛棚。之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郊区农村劳动，下放期间，他安心地写了好几本著作。后来，来新夏与穆旦成为一对难友。他们一起洗刷南开大学的游泳池，这一段经历使来新夏对穆旦的个性和“文革”厄运有深刻的了解。
1980年代来新夏兼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情报系主任、出版社总编辑兼社长。一生主要从事古典目录学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时在历史学、文献学、目录学、方志学、鸦片战争史、北洋军阀史、图书事业史以及清人笔记研究等领域，均有专著问世。
(二)
在来新夏担任南开图书馆馆长时，现任南开传播学系主任的刘运峰那时正在南开读本科。他们估计都没想到日后会成为忘年交。“那时来先生一身数职，我们只能仰望”。让刘运峰印象非常深刻的是，1985年，南开举办纪念曹禺75周年的活动，把曹禺也请到了现场。“来先生当时60多岁，但还是风度翩翩，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非常帅气。他不是学文学出身，但对曹禺的创作和艺术风格娓娓道来，完全是脱稿讲的，我当下就对他很佩服。”而这，颇有其师余嘉锡的风范。
2006年，刘运峰回到南开任教，还搬进了来新夏所在的小区，与来家“隔楼相望”，相距不到50米，因此常常登门拜访，讨教文史知识、历史掌故和寻书佚事，渐渐熟了起来。2013年10月8日，创立了“黾学”学派的书画家王学仲去世，王的弟子孙伯翔是刘运峰的老师，因此刘可算是王的再传弟子。刘运峰连夜写了一副挽联，准备第二天一早送去王学仲灵堂。可是，刘运峰为怎么落款发起愁：“‘再传弟子’是自封的，直接这么落款似乎有点不好，而且太白。”
情急之下，刘运峰想来想去只好麻烦来新夏，“那是早上7点来钟，我给来先生打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是来先生夫人接的，还很奇怪谁这么早打过来。我说明来意，来先生也没怪罪，直接说，你写‘小门生’。后来我查了下，古时的‘再传弟子’的确就是这么自称的。这也是我深深佩服来先生的地方，他的博闻强记和深厚的旧学学养，在当今的学者中的确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来新夏有一本《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最早是在1980年代初出版的，后来一直修订，2011年中华书局重版，刘运峰就去买了一本，“年谱的内容很丰富，容易扩充，我就做了一些补充条目。做完拿给来先生看，他很高兴，鼓励我做一个续补。我也发愁，平常工作忙也没有时间，来先生就说，你这个是为人之学，功德无量，每天做一点，日积月累就有了。”刘运峰说，以此可见来新夏对后辈的提携与厚望。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吴格回忆，来新夏对其“有知遇之恩”。“文革”结束之后，成立了全国地方志学会，各地开始重修或续修地方志。但各地方编写地方志的人员，水平良莠不齐，也没有系统的训练。来新夏组织了一批学者主持若干大型培训班，吴格是某期培训班的学员。“1980年代初，我在华师大图书馆工作，我是因为这个机缘参加这个培训班的。虽然华师大图书馆没有编写地方志的任务，但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地方志。我记得很清楚，培训班是在天津郊区的一个学校。在学术研究之外，来先生有非常好的口才和组织能力，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我记得培训班结束的晚宴上，来先生拖来一条长凳，站在长凳上对所有来自各地、各层次的学员喊话，鼓励大家回去好好工作。那个情景就像一个将军在鼓舞士兵斗志出征一样。”
这个培训班开始了吴格与来新夏几十年的缘份。在培训班上，来新夏把《中国地方志概论》的书稿交给吴格，希望他回上海后帮他统稿。“这部书是来先生组织全国学者编写的，由于学者们背景、学术训练不尽相同，文章风格、体例也差异很大，来先生把任务交给我，后来来先生成了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我们更成了同行。”
来新夏是公认的非常勤奋的学者和写作者。吴格说，“在退休的这20多年里，我记得每一两年，他都会出版一本杂文集。即便到了八九十岁，在各类读书报上都能看到他的文章。过去一两年，他还经常参加各地的地方文献研讨会。他是浙江萧山人，他把所有藏书都捐给了家乡，现在的杭州萧山区图书馆还为来先生辟了专馆。”刘运峰也回忆，今年春节，来新夏刚把文集编好，交付给出版社，里面收了1000多篇文章，“来先生感慨：‘我都不知道怎么写了这么多。’我们就说，等他到100岁，再来编一版。我们都觉得他身体和精神都很好，百岁文集并不是开开玩笑就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