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据，佐证了这个群体的膨胀速度。据香港媒体报道，2008年香港新生婴儿多达7万多人，其中25000名是内地妇女来香港所生。而2001年，这个数字仅仅为620名。
通过对“港生一代”以及中介组织的正式访问，《南都周刊》发现，当初主要来自华南、以超生为主要目的、被认为是较低教育与收入水平的赴港生子群体，正向全国化、高阶层的方向发展，其目的更注重香港的教育和护照。而中介们多年的推销不但让“到香港生宝宝”从超生口号变成了中产时尚，还推动着都市人自行计算着远比投奔京广上高房价更美好的“香港梦”——譬如，在700万人的香港竞争多家世界一流大学的学位，比在内地与13亿人血拼北大清华要容易得多。
10年的时间，让“港生一代”正成为特殊的一代，在他们出生，就已经对深港两地的中介服务、医疗和房地产等行业带来了或短或长的刺激。
但至今，还没有机构对这批新香港人自出生后对香港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做出过调查或者预测。不过，从卫生、教育到房屋、福利，香港政府各个部门和孩子们的父母都正在估量，乃至计划应对这些孩子在香港的未来。
“到香港生男孩去”
元宵节那天，深圳，陈秋萍还在为他8岁的儿子阿达踌躇，到底是继续让他在深圳读书，还是尽快到香港的小学报名。陈在2002年偷渡到香港生下阿达，现在阿达会不时提醒记者：“我是香港人”。
在8年前，中港之间还没有自由行。已经育有两个女儿的陈秋萍，为了多生一个儿子，通过边境农民的船只、自行车接力，穿越河流、农田和检查站，然后躲到亲戚家，直到临产一刻才打车到香港医院。她离开香港是被警察递解出境的，但她的“突袭”也奏效了：“我蹲一两天拘留所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儿子在香港出生了，还能由亲戚抱着，从罗湖口岸堂堂正正地过了关。”这个母亲自豪地说。
陈秋萍回忆，她当年生下儿子的屯门医院，是一家被护士形容为“八成孕妇是内地人”的公立医院，其产科里大多是偷渡者（该医院位于新界部），以致警方要专门在旁边设置一个办公室。尽管生下来的孩子在2001年开始已被确认为香港人，但妈妈们当时的目的大多仍然单纯，“就是为了多生个儿子，而且在香港的医院生了以后不用罚款，也不用被结扎。”
根据香港产子中介“安宝”负责人Paggy谢多年的行业观察，至今“生男孩”仍然是内地父母赴港产子的第一诉求，从农村务工者到长三角企业老板无不如此，甚至一些有经济能力的男士，不惜以代孕或者包二奶的方式取道香港产子，务求生到男孩为止。“除此以外，他们对教育和护照的目的也越来越明确。”这位前助产士对记者解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