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作为被保送学生，雷闯想选择中科院就读研究生，但从侧面了解到，该院招生设置“乙肝”门槛，雷闯写信给524名中科院院士报告反映并求助。
“没想到，反响那么强烈。”这个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后，很是热闹了一阵。“其实就算他们录取了我，我也不会去。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肯定会给学习和生活带来不便。”此后，该院以面试不合格为由没有录取雷闯。天津大学和上海交大却给雷闯递来了橄榄枝，最终他选择了上海交大。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
雷闯把邮局给“雷”倒了。
2009年7月8日，雷闯蹬着三轮车，把成捆的信件堆到了邮局柜台上。工作人员问他有多少封信，雷闯说，1997封。工作人员说，那就不数了，你就付1997封信的钱吧。
这些信的内容只有一个——《乙肝学子希望高考平等录取乙肝考生的恳请信》，雷闯打算把信发给全国高校的校长。
雷闯认为，他的努力确实不是在白做，“最起码已经反映上去了。”
雷闯指的是2009年全国两会前，他将关于乙肝歧视的问题通过邮件发送给了147个代表和委员并得到了部分答复。
据解放军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李小鹰将雷闯发给她的《关于高考体检取消乙肝标志物检查的建议》、《关于保障乙肝携带者幼儿入园、入托权利的建议》递交给了有关部门。
相对部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在遭遇不公平待遇时的悲观，雷闯说他直到现在都很感谢乙肝。
“关注乙肝，我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从来没认为因为乙肝而失去了什么东西，反而是得到了很多东西。”
对话动机：
8月21日下午，乙肝病毒携带者雷闯申请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失败。
之前，雷闯被众多乙肝病毒携带者寄予了很大希望，他被视为《食品安全法》颁布之后的“首例”试水者。在该法的实施条例中，将受到限制的“病毒性肝炎”明确界定为“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这就是说，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以办理健康证，从事食品行业。
杭州市卫生局医政科给了雷闯明确答复：经咨询区、市疾控中心及监督处，目前尚未接到关于乙肝“大三阳”是否可以办理健康证的通知，现在尚未能明确可以办理健康证。
雷闯说，他有信心在下周内办到健康证。即便他认为自己并不需要这个证件。
初衷 自己不推动还能指望谁
记者：乙肝给你带来了什么影响，让你如此执着的去维权？
雷闯：应该说是我哥哥被用人单位拒录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
记者：当时是怎样一个情况？
雷闯：我和哥哥是初中普查时被查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我哥的事情发生后，我妈说，当时就隐约感觉到我们可能受到乙肝的影响。
记者：这就是你第一次在杭州街头举牌子的动机？
雷闯：我迟早有一天也要毕业，所做的事情只能是减少歧视，不要自己有这样的遭遇，这也是我尽力做的一个原因。
作为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如果连自己都不去推动，还能指望谁？
记者：第一次站在街头上，遇到了什么？
雷闯：当时只知道想做点东西，但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就想到在杭州街头举牌子。
连续两个周末宣传的效果很好，但心理压力也很大，最大的担心是城管啊，还有其他部门来管我，但事实上没管理部门的人来找我。来找我的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家人，他们只是希望我能帮他们一把。其实，我那会儿都不知道怎么办。
记者：担心别人的异样眼光吗？
雷闯：举牌子意味着我把自己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身份曝光给了公众。有人盯着我看，很怪的眼神。我就盯着他看，微笑，他们一会儿就不盯了。
不过，来帮忙的同学举了一会牌子就放下了，他说受不了别人的眼光。
记者：但在你的总结中，第一次举牌子似乎很酸涩。
雷闯：确实是，当时还真以为干的是件伟大的事，媒体过来报道一下。没想到还被人呛了一顿。一个在路边发传单的人问我，这是干什么？我说，宣传。他说，有钱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还干什么？
助人 从光杆司令到火爆事件
记者：既没经验，又没得到想要的效果，当时有没有打算放弃。
雷闯：当时尽想着成立社团的事了，觉得成立了社团，人多了，事情就好做了。
但是，我认识的人没人关注，学校对乙肝比较敏感，当时很想放弃。包括上课，午休，一直是很无助、很焦虑的，但一定要坚持下来。
原来我们学校有个社团叫“浙大阳光科普志愿者协会”，我就接手过来，就我一个人，光杆司令。但这个社团发展到现在，队伍壮大了，也改名了。
记者：当司令的事，有没有听取家里人的意见？
雷闯：最开始我爸爸支持我干。他认为这个事情还是需要人去做的。不过，后来发生了在闹市抗议那家电信公司不录取学姐的事情后，家里人就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做些有风险的事，他们认为这样做起来没什么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