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安芬对本刊记者表示，“五华分局的人叫我们去‘私了’，要赔偿1.7万元。疗伤、误工费是1.5万，名誉赔偿一个女儿1000元，一共2000。”
“我没答应。”张安芬说。
她对警方说，一个名誉赔偿是6万，两个是12万。而打伤和误工费则另外算。
警察说，可不可以少？
张安芬说，不可以。
警察说，你叫的是天价。
警方此后调查发现，刘仕华曾因为抢劫、盗窃入狱9年，而且查出刘家还有一个大女儿陈艳，并且去年11月，未满16岁时，曾经被普吉派出所罚款1300元。从此，此案急转直下。
6月9日，警方再次通报，指出，“3·16”事件是由刘仕华等人有意策划、弄虚作假、暴力抗法、欺骗媒体、误导群众，造成的一起影响恶劣的事件。
警方这一通报随即遭到更多质疑，6月11日，来自北京、南京、广东、福建等地的10位律师及法律学者对此案提出12点质疑，其中包括：刘仕华是否对唆使女儿陈艳、容留卖淫供认不讳；嫖客到底是“王某某”还是“徐某某”等。
似乎警察没有别的证据，只能这样一个劲的“勒索”口供。是到了给中国人沉默权的时候了，不然这样的荒唐案子不会断绝的。
当事人声称警方诱供
6月6日，陈艳被带到王家桥派出所，“被警察带到一个屋子，说我的父亲刘仕华租了房子让我卖淫。”
“我说不是，这屋子是给工人住的，工人不在的时候，我去住过。”
但陈艳还是在承认自己卖淫、在父亲容留卖淫的口供上签了字。她表示，这是因为警察说，只要你签字，就放你爸爸回家。
2008年11月，父母回贵州老家了，陈艳和一个20多岁的“朋友”坐在自家的屋子里“吹牛皮”，“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忽然被带到了普吉派出所。那时陈艳还差一个月满16岁。当警察说“你卖淫”时，陈艳就立刻哭起来了。“从来没人对我说过重话。”她被打了几个耳光，鼻子出血了，还有人对她说：如果你不承认，就把你拿去关两年。
那一次，陈艳被罚款1300元。她被抽了血，说“没什么病”。然后要交费。“先交了800给他，是抽血的费用，还是没被放出来，500是在外面交的，说是罚款。”“没有收据。”
“你知道什么是卖淫吗？”记者问。
“我那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是很侮辱人的说法。”
“有没有和别人发生过关系？”
“会和社会上的朋友一起玩，吃烧烤，唱KTV，也会和别人睡。但是要玩得特别开心，印象特别好，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没收钱。”
陈艳对记者说，如果父亲发现她和小混混一起，会打她。张安芬、刘仕华也有过类似说法。张安芬对记者说：她就是这样的，她心里想些什么，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陈艳说：我是太不听话了，爸爸才打我的。
6月6日，张安芬第二次被带到王家桥派出所。这一次，她被关了7天7夜还多。
“坐在铁板凳上，坐了3天半。没饭吃，没有睡觉。天天逼你承认，承认3个姑娘卖淫。”
“刑侦队的一个女的，打过我一个耳光，五华分局的一个警察，踢过我两脚。”
她感到天在转，没法站起来。“讲哪样话，做哪样事，也分不清楚了。”陈艳是什么时候被抓的她也不知道。
6月6日被带到派出所，一直到6月11日夜里两点，陈艳在去厕所的时候看到了妈妈，她心头一惊，不敢叫出声。
记者问，你看到妈妈是什么样子？陈艳艰难地回答：我不知道怎么描述，我只知道妈妈很难看，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么难看过。
张安芬对记者说，“警方说，你的一家人通通被抓关起来了，律师也被抓起来了，记者也被抓起来了，只要你承认陈艳卖淫，我们就放了你。”
张安芬表示，因为心疼自己也被留在派出所里的小女儿和小儿子，审讯人员拿着陈艳承认卖淫的口供来审讯她，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她终于承认了陈艳卖淫。
张安芬被保出侯审的第一天，曾接受过《新京报》记者采访，问她的基本问题之一是陈艳是否卖淫。张承认此事，并承认警方抓人时将大女儿陈艳调包。
此后，大部分媒体记者放弃了跟踪报道。而《云南信息报》第一个报道此事的记者，不但被“放假”，而且数次被检察院召去盘查，有一次长达12小时。
而在此后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张表示自己当时对《新京报》所说都是假的，“我以为他们是派出所派来的人，我才跟他谈了这些话，那几天来的人太多了，公安局派来的记者也有，我家这边来的记者也有，都分不清哪边是哪边的。一天来了5帮，几台机器，一屋子都是机器，根本弄不清哪一帮是哪一帮的，根本弄不清楚。”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张亦否认了“调包”一说，“我们没有调包，其实她们经常换衣服穿。”一家人混居在一起，哪件衣服干净了，就穿，反正个子都差不多高，有时候，刘芳放学回来，看见姐姐陈艳穿了件新的白衣服，她就会和姐姐换。
11年前，张安芬带着一双女儿从昭通的乡下逃出来，7年后才在工地上遇到了刘仕华。两个残缺的家庭走到了一起，生下一对儿女。“他还是可以的”，她说，自己的两个女儿，他也是当成亲生的看待，并不嫌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