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开始回到了过去那种散淡的生活”，这是正式采访后，老孟说的第一句话。他说自己的正常工作是操办婚礼和婚礼主持人培训，现在是淡季，因此只能等待着生意的上门，“人家不可能因为‘山寨春晚’就来找你做婚礼”。
除了等待生意，老孟的散漫生活就是上网看看“花边新闻”，和别人聊聊天，吃吃饭，睡觉起床也不用再按照别人的轨迹进行。不过，他还要不时接待一下媒体的采访。“大家问的问题都差不多，只是‘细’和‘粗’的区分”，据他说他现在平均每天还要接受一到两个媒体采访。
当下，老孟最“急迫”的事情便是翻录“山寨春晚”的节目光盘。老孟觉得“山寨春晚”最后的结局不仅让演员、网友以及其他关注此事的草根们失望，他自己也非常失望，毕竟与自己最初的理想差距太大。而把节目录制成光盘似乎是唯一一种告慰大家的方式，给大家一份纪念，为了忙碌过的近半年的时间。
由于经费的原因，老孟无法给每个演员录制光盘，而只能依照表演团队的数量印制。此外，他说原本计划着销售这些光盘的版权或者能够引来企业关注，但是现在这种计划也没有实施的可能，因为还没有企业找他们谈这方面的合作。
■对“山寨春晚”的投入 花了二十万
钱，在老孟的嘴里似乎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我总共花在‘山寨春晚’上的钱大约20万，其中10万是我自己垫的，另一半是借别人的。”老孟说这些钱几乎是自己工作十几年的积蓄，而以后也只能边挣边还。他说自己这些年，平均一年也就挣几万元。而这一个“山寨春晚”，便让他回到了“解放前”。“但是肯定不可能回到最困难的时候，我刚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就拿一二百元。”老孟笑着说。
据他说，这20万主要花在演出场地、灯光、音响、吃饭等费用，但是“都是我自己的钱，又不是很正式的事情，所以也没有什么发票和记账”。
没有钱什么都办不成，即使交晚点儿也会惹来麻烦。老孟说在22日彩排的那天，演员、灯光、摄像都准备好了，但突然音响没声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还没有给音响师钱，“我以为签了合同，到时候一块结账就可以了，想不到是先掏钱后合作”。老孟说后来现取钱，当场交钱才了结此事。
如果没有一些企业的“帮助”，老孟或许掏得更多。30多羌族演员回老家的路费就是一例。一些媒体曾经报道羌族演员由于缺少路费无法回乡从而与“山寨春晚”组织者产生矛盾，甚至报警求助。对此老孟说由于一家网站的找来了企业家捐助，羌族演员大年初二顺利地离开了北京，彼此关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据老孟介绍，在去年底，该相关人士便与他们接洽，双方开始合作，给老孟出了许多主意，不过他不愿意多谈其中的细节。至于为何人家主动找他合作，他说：“这你就得问人家了。”老孟说在网站的帮助下，九华山庄为演员免费提供了职工宿舍。
■对“山寨春晚”的无奈 合作者退出
在回味“山寨春晚”过程中，除了钱，老孟觉得另一个麻烦的就是合作媒体的退出，这也是让他事先没有预料到的。老孟说，贵州卫视、腾讯等网站以及其他一些媒体先后退出了合作。对于原因，老孟说他自己也不清楚，“人家就是突然说不想合作了”。
而之前《南方周末》报道说，腾讯网对取消合作的官方解释是：“他们给节目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元素，逐渐背离了最初的草根精神”。
在经过众多大型网站媒体的拒绝后，他们和澳亚卫视开始了合作。他们也相信能够在大年三十晚上让人们看上“直播”。不过，“山寨春晚”最后的准备过程中，老孟说自己先后遇到了有关部门的执法检查。尽管有关部门是正常工作，但老孟觉得自己不是经营性演出，没有必要被检查和告知一些安全事项。
1月22日，这种“直播”就提前录制了。老孟说当时他预感到大年三十晚上会出什么事，所以便以彩排之名开始正式录制节目，以准备在三十晚上播出。“有些聪明的演员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所以彩排那天便都预备好了，甚至打算彩排完就走了”。
而曾经去过录制现场的一位本报记者说，当时现场比较混乱，甚至一名新华社摄像记者和工作人员发生了摩擦。对此，老孟并没有否认，他把这个原因归结为时间紧迫，没有经验，并且对节目需要适当的保护。
至于现场的观众，老孟说那些主要是演员、工作人员和他们带来的亲朋好友。同时，他强调了演出是内部的，非营利性的。
对于不祥的预感从何而来，老孟也无法真正解释清楚。不过，大年三十这天，澳亚卫视的节目在中国大陆偏南一隅的部分城市还是得以收看，但更多的人反映在该卫视的网站无法收看直播。
而此时，老孟和许多演员都在此前网站的联系下到一家洗浴中心进行免费庆祝，随后又到歌厅去即兴表演庆祝。在大年初一，他和同事试图把“山寨春晚”视频传到一些视频网站上。但据老孟说传上去又被删除了，为此他们浪费了一天。
■对“山寨春晚”的评论 有褒也有贬
现在，在“山寨春晚”的“官方网站”上，人们能够看到“山寨春晚”的节目视频。提到节目，老孟说其实他们的节目也是要由懂艺术的专家审看的，对于一些太过敏感的东西，或者质量不高的东西，他们也不赞同上，“毕竟是春节，大家还是喜欢热热闹闹的，开开心心地过个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