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网络调查显示，有17.1%的受访者认为，2008年是“大学生作为普通劳动者就业元年”。面对这一身份转变，抱有“精英心态”的大学生自然会有心理落差。
“大学生毕业后为什么一定要坐办公室”
2009年，上海高校毕业生高达15.8万人，加上外省份来上海寻找工作的毕业生，上海就业竞争异常激烈，目前招聘岗位数同比减少了20%左右。
对此，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张民选表示，一方面上海会努力扩展就业岗位，一方面毕业生也要调整好心态。他强调说：对于零就业家庭，只要学生不挑不拣，保证每个人都能顺利找到工作。
只要“不挑不拣”就可以就业的岗位，这对大学生有多大吸引力？
上海市政协委员施有毅是上海云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最近，他的公司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新开了一家商务酒店。酒店前台需要三名会日语的接待员，月薪3000元以上。酒店通过各种渠道发布招聘信息，不过“就是招不到人”。前来面试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或者嫌“工作过于简单”，或者抱怨薪酬不理想。有两人来见习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跑了。
赵晓琴(化名)刚结束上海一个单位的面试，回到浙江萧山的家中。迄今，这位在广东上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已经接触过六七家用人单位，投出的简历“不计其数”。她希望“新年能等到好消息”。
她父母上世纪90年代下岗后，几经辗转，最后在萧山当地开了一家鞋店，这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不过，读新闻的赵晓琴对父母的鞋店兴趣不大。在她看来，父母当时下岗、开店，只要能赚钱、谋生就可以了，而她就业要考虑别的因素，比如社会地位、个人兴趣等。她说自己是个有些理想化的人，“不想仅把职业当成赚钱的工作”。
“读大学了，虽然没有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但多少有些‘社会精英’的感觉。”她说，四年大学，花费不菲，她觉得自己在知识上应该是个“人才”，但她说，“进大学时，绝对没想到就业会这么难！”
有关专家指出，大学生就业难，在一定程度上同择业理念有关，他们大多向往大城市、大机关，而忽视基层的工作岗位。
“择业理念”已经成为当下的一个流行词。在日前闭幕的上海“两会”上，“大学生就业观念”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一个话题。季宝红代表说：“大学生毕业后为什么一定要坐办公室，而不能做一线工人呢？有这么多办公室岗位吗？要改变自己的就业观念，不要总想着外资企业，也可以考虑考虑民营小企业，要拓展自己的就业思维和思路。”
一些政协委员建议年轻人“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去参与就业竞争，否则政府推出再多的就业岗位也难以缓解就业压力”。
“大学生就业难，是一种结构性困难，许多服务业、制造业的岗位需要大量人手，而大学生就业预期比较高，总觉得自己该做‘白领’而忽视普通就业岗位，这当然不现实。”施有毅认为，大学生没有必要因自己是“普通劳动者”而妄自菲薄。
欲成为“社会精英”，首先要找到劳动岗位
“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一定要调整就业心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党委书记武克敏说，大学生欲成为“社会精英”，首先要找到劳动的岗位。在“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座右铭下，“欲扫天下”，先得从基层的“扫一屋”开始。
在人才市场上，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劳动者，同时也是优质的人力资源。
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的工人李斌仅毕业于一所技校，从一线基层钻研、实干多年成长为全国著名的“知识型专家”，如今被大学聘为教授，登上“象牙塔”的讲台。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早年于华仁书院预科毕业后，找的第一份工作是辉瑞制药公司推销员。凤凰卫视主持人闾丘露薇写在博客上的一篇文章最近在大学生中颇为流行。这位著名的新闻记者在博客中说：“我们这些不在乎铁饭碗和名声好不好听的人，倒是机会不少，反正就是要一份工作，有工资，能够学到东西。大学一毕业，我去了深圳，做过国企的总经理助理，做过接线生，酒店前台服务员，之所以接受这些工作机会，是因为至少我需要有份工作自己养活自己。”
事实上，相对于大学生而言，需要调整择业理念的，也包括学生家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家长扮演了子女求职“决策者”的角色。有些家长宁愿让孩子在家“啃老”，也不愿她们“低就”。
针对这种现象，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高小玫呼吁说，大学毕业生要尽快自食其力，所谓“先就业、后择业”，先能养活自己，再谈理想。
施有毅认为，选择普通岗位，相当于在“起跑线”上退了一点而已，只要有才能，普通岗位照样能培养出精英！
高等教育应从“身份教育”“分数教育”转变为能力教育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党委书记武克敏对大学生就业的“高期望”表示理解。他说，学生花大量学费读大学，当然有一个成本预期，“那么多高分学生愿意来读我们学校，首先是看中我们学校毕业生能找到好工作，期望教育投入有好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