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上的超载现象屡见不鲜（资料图片）
８年治超“无功而返”
山西的公路货运物品主要以煤焦等资源类产品为主，去年全省煤炭公路出省运量达１.２亿吨。内蒙古、陕西等地的大量煤炭也要经山西境内公路运输出省，山西的公路承受着巨大的交通运输压力。由于我国货运市场不规范，众多运输户压价竞争，以超限超载弥补损失，他们通过非法改装加大载重量，山西先后出现载重９０吨、１３０吨甚至２００吨的非法超限超载车。
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山西省经历了华北五省、市（区）联合治超、全国统一治超、省内专项治超等多次治超行动。治超涉及多个国家部、委，先由公安交警部门牵头，后来由交通部门牵头，但由国家多个部委联合行动的“多龙治超”不但没有根治超限超载，反而是“越治越超”，山西每年因超限超载造成的公路损失达１０亿元。群众说，超限超载不但没有被治住，一些治超机构和执法人员却成了治超的最大受益者，缴了罚款就通行，治超点成了“收费站”，治超成了“财源”。一些执法人员甚至包车、养车，一个月获利几万元，一些“车托”成为“治超中先富起来的人”。在一些地方，治超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
不少基层治超执法人员认为，８年治超，无功而返。山西一些地方的超限超载不但没有减轻，而且愈演愈烈。治超成了社会上一个热议的话题，治超力度一次比一次强，阵势一次比一次大，但超限超载却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
“问责风暴”治超先“治人”
难以根治的超限超载，败坏了社会风气、扰乱了运输秩序和经济秩序，国省道干线和高速公路损失惨重，迫使山西省委省政府痛下决心根治超限超载。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开始，山西省再次开展“无缝隙、拉网式”治超总行动，提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明确了各级政府一把手是治超的第一责任人，变“部门治超”为“政府治超”，建立了严格的责任倒查机制。
４月２日，因在治理超限超载过程中不作为，致使非法超限超载车辆严重泛滥，山阻县县长左中伟被免去县委副书记职务，随后左中伟辞去山阴县县长职务，他成为山西省第一个因治超不力而“丢官”的县政府一把手。
“治超，下边涌动着暗流，追责，往往流于形式。要想办成一件事，必须动真格的。”山西省治超办检查组一名负责人说。 治超行动以来，山西省领导经常到一线督查或暗访，令基层执法人员“防不胜防”。治超责任倒查机制启动后，山西省先后有近２００多名执法人员、行政官员被处理。公路局、交通局、交警队，这些在县里被认为是“香饽饽”的部门，不少负责人纷纷因治超被免职、被撤职。
“确实怕了，现在基层把治超作为工作重点中的重点”，不少执法人员谈“治超而色变”。８个多月来，山西省的治超取得了明显效果，公路超载率几乎为零，运输价格合理回升，交通事故大幅降低，全省干线公路未发现新增危桥。
由于超载而造成的事故时常发生（资料图片）
“病根”难除又生“新疾”
“哪次治超不是轰轰烈烈开始，到头来还不是偃旗息鼓。”一些对“治超运动”早已习以为常的司机和运输户发出了这样的质疑。一些执法人员认为，治超不断陷入“治理－反弹－加大治理－严重反弹”的怪圈，这些怀疑不是没有道理，以前治超的失败已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主要原因是没有建立起一个切实可行的长效机制，但建立长效机制仍面临多种深层次问题和矛盾。
２０多年来，我国货运市场基本处于无序竞争状态，运输业门槛低，多、小、散、乱的局面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只能在加大行政执法的同时加以引导，提高货运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其次，一些执法人员暗中养车加剧了运输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加剧了价格扭曲。由于各级治超办是临时机构，人员从各部门抽调，必须与原单位保持工作上的沟通。人心不稳、岗位不稳，执行政策法规时难保连续性，对政策法规的理解、对各部门的协调也会因人而异，产生不必要的偏差。
一些执法人员认为，现在汽车生产厂家众多，卡车的马力越来越大，汽车好比“坦克”，装多少货都能拉，而且主车厂家和挂车厂家分离，汽车生产标准难以管理。治超不仅仅要在路面管理，更重要的是对汽车生产厂家进行严格管理，要规定各种型号汽车的最大载重量。
这些老问题还不能在短期内彻底根除，治超又出现了新问题。在一些高速公路的入口，因治超检测造成了高速公路出入口堵车，高速公路成了“瓶颈路”，产生了“治超载”与“保畅通”的矛盾。有的地方担心限制车量运量、取缔非法储货点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对长期治超决心不大。还有的地方由于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和县乡道路分属不同部门管辖，在管理体制、经费划拨体制存在扯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