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们生活普通被赞(2)

　　
　　就这种现象罗援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表示，首先是用人制度和监督机制上出现了问题。罗援说：“现在把公权力引入到官场，引入到市场，所以可以进行权钱交易。如果从制度上掐断这种可能性，将权力和金钱都关入制度的笼子里，一切按章办事，不徇私情，那么，不管是高级领导干部还是基层老百姓都可以自食其力，凭本事上台，按规矩下台。”
　　
　　罗援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打江山，因此政府给了他们一些特殊的待遇。毋庸讳言，也惠及到他们的子女。虽然少部分民众对此是有意见的，但更多人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把这个待遇一代代传下去，人民群众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现在的一些新贵，何功之有？他们的后代凭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以后用人制度要走向公平公正、任人唯贤的新常态。我们一代代薪火相传，传承的应是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而不应是特权。”
　　
　　干部子弟脱离群众曾经历几个阶段
　　
　　据罗援透露，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刻意挑拨干部子弟和百姓的关系，动辄就说军队高层有多少“红二代”，中央领导层有多少“红二代”，但实际上，按照高级领导干部的划分标准，他们的后代在中央和军队任职并不多，也就是5%-10%，不能因此刻意渲染、放大，施加压力，企图对干部子弟中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进入高层进行阻击。罗援说，即便在那些“民主标杆”的国家，在用人的时候，家庭背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加分因素。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子弟被贴上“红二代”的标签，罗援认为，并不能因此就表明“红二代”是一种负资产。老一代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红色江山，他们的后代以他们为荣，“红二代”是历史光荣的印记。“红二代”并不等同于“官二代”，毕竟在他们身上还传承着红色基因，这种基因的传承不是指“血统”的传承，而是指“传统”的延续。
　　
　　在罗援看来，除个别贪腐、变节分子外，总体来讲，干部子弟有集体忠诚度，他认为，他们更应该有集体自觉度，“父辈打下的江山，我们有责任来保卫父辈的成果，不能给父辈脸上抹黑”。干部子弟中不乏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在父辈的影响下，视野也比较开阔。但不可否认，一些干部子弟也有自己的先天不足，应该有自知之明，如有优越感、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好高骛远、不接地气等，在这些方面都应该向平民子弟学习，互补。
　　
　　罗援对造成干部子弟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过系统性研究，他将其分为几个阶段：一是“文革”初期宣扬“血统论”；二是改革初期利用父辈权力谋私利；三是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手中有权的干部子弟腐败堕落。这引起人民群众对部分“红二代”的反感。罗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些现象虽然有其历史成因，而且不是‘红二代’的整体面貌，但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们还是有许多值得检讨反省的地方。可喜的是，现在一些‘红二代’已开始集体反思，例如，孔丹、陈小鲁等人从不同角度反思干部子弟在‘文革’中的表现，这就是负责任的一代人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罗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不赞成‘红二代’这个提法，‘红二代’只是一个时代符号，在留下历史痕迹的同时，也将成为历史的过去。历史将记录下他们的坎坷人生，将记录下他们在战场上的拼杀，在穷乡僻壤的耕耘、在改革前沿的弄潮，在传承革命精神方面的执着，在为人民服务实践中的奉献……历史将会去评说他们的功过是非，他们还会去继续奋斗，但毕竟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进入花甲、古稀之年，他们将逐渐从历史舞台淡出。”
　　
　　罗援认为，“红二代”起始于人民群众，最终又会回归到人民群众当中去。这是一段风卷的历史烟云，更是一段难以尘封的历史记忆。如果说再有“红二代”的话，那将是一个“泛红二代”的概念，即所有创立、建设、拥护红色政权的爱国人士的后代都是“红二代”“红三代”……代代传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