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医学一窍不通，不知道人体对于铜的摄入超标会有什么后果。记得曾经看过一则电视报道，说是某地一男孩患上一种罕见怪病，整日摇头不止，像吃过摇头丸。时间一长头晕脑胀，为了保持安静，遂用手撑着头部一侧斜视。专业医生诊断结果是是铜中毒，可能因此使得脑组织生了病变。生蚝体内铜超标740倍还能不能吃，报道没有详说，反正我是读出一脸惊悚。三个月前，广东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等进行的调查发现，珠三角九个城市的出生缺陷率是外围城市的四倍多，而广东全省平均婴儿的缺陷率不但比10年前上升一倍，更比内地的平均值高出五成，很大一个原因是环境因素所致。
一只小小的生蚝，折射了珠三角的生态困境。多年来，珠三角以超常规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成长为世界级的制造业基地和中国的经济引擎之一。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珠三角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造成了整个区域水和大气的严重污染。毋庸置疑，珠三角的环境污染问题，正是中国过去一个时期以来以廉价要素、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结果。现在，这种畸形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开始结出恶果。某些污染引起的生态破坏，不仅使一代人付出代价，还可能殃及下一代。
珠三角东岸不惜代价、加快赶超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发展方式不转型，经济结构不升级，未来的发展将难以为继。在此形势的逼迫下，广东在数年前提出了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此次《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又将珠三角列入优化开发区域，更利于珠三角的转型升级。偿还生态欠债，珠三角势必付出巨大代价，“试错”的本钱会有多昂贵，不难估计。只看经济不问生态所酿成的生态与资源的巨大代价，又岂能是“试错”两个字就能虚以应对的？
从某种意义说，珠三角传统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是一般规律，更不能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发展可“先污染后治理”的观点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到达某个临界点（拐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一些具体研究发现，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8000－10000美元发展阶段，环境状况开始好转；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GDP5000－7000美元的阶段，环境质量提前出现好转。而2010年广东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珠三角人均GDP逼近一万美元。珠三角为何不能躺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等待拐点出现呢？
事实上，珠三角发展不具备依靠“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解决环境问题的条件，因为其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生态环境承载力足够大，无论污染多严重，生态环境都是可逆的、可恢复的，因而拐点总是存在的、可实现的。而在经济承载量巨大的珠三角地区，其生态环境承载力根本经不起这样的假设，且不说经济学中的“外部性”问题在我国环境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科技水平、政府干预市场的能力等都大不同于其他国家及传统工业化所处的时代。
任何公共治理或是改革，都有可能先天存在着“试错”的性质。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试错成本的大小。正常情况下，试错成本是不能太大的，因为太大就会形成过多的沉淀成本从而损害经济系统的效率。这样以来，问题就不在于不犯错误，也不在于少犯错误，而是在于怎样犯错误。与经济学界缺少本土原创经济学一样，环境保护方面也缺少结合中国国情的环保理论作指导，于是一些地方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个传统工业化的教训，当作必然规律用以指导新型工业化的实践，其成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依据”。反正“拐点”迟早会来，环境迟早会逐步改善。这样的试错，不付出过于高昂的环境资源成本才怪。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没有如期在珠三角自动显现，它所呈现出来的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对我们倒是一个严重的警示。它不仅不能成为环保工作无可作为的“宿命论”的理论依据，更不应成为环保工作不得力的托辞与借口。否则当“快”与“好”发生冲突的时候，一些地方更多的会选择“快”，进而造成无穷后患。经济社会的改革创新，绝不同于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验。实验室的实验，一次不行可以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而经济社会领域里的试验，失误、失灵所产生的社会代价则“覆水难收”，从而逆拂改革发展的初衷。就生态环境而言，一些试错非但迎不来改善的下行拐点，很可能面临加剧恶化且难以逆转的上行拐点。一只生蚝身上的铜元素超标740倍，可为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