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重新改写的“自传”
但无论是史实的准确程度、写作结构还是政治标准，这个粗糙的版本都无法满足其作为改造成果介绍的出版要求。它必须被改写。这样的任务落到了群众出版社的身上。
1959年12月4日，溥仪受到特赦。
政府组织这批被特赦的犯人在“新中国”参观半个月。之后，溥仪回到北京。群众出版社时任总编辑姚艮将溥仪约到编辑部，向他说起修改出版回忆录的计划。谈论此事时，出版社里一位名叫李文达的编辑就在一旁，这是他与溥仪第一次见面。从那之后，他成为了这本书的修改人。
1960年4月，溥仪在香山植物园劳动。李文达也在香山饭店开了房间。每天下午，两人见面，由李文达提问，溥仪口述，共同研究修改方案，一直持续一个月。“我发现他认罪悔罪的描述有些过头。而悔从何来，思想怎么发生变化的看不出来龙去脉。”李文达在他生前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一个月后，李文达递交了修改初稿，但同时希望出版社允许自己到东北实地考察。得到同意后，李文达带着助手去往东北。近两个月的考察之后，他决定彻底推翻原稿“另起炉灶”，以写清溥仪到底如何“从人变龙、再从龙变人的全过程”。这其中有李文达自己的设计，他希望能更多地袒露溥仪内心转变的路径，这客观上就是共产党改造战犯成功的模板；另一面也有来自相关部门的要求，他们不希望外国读者从书中看到新中国的监狱对溥仪有过大的压力。
“作为助手，我们几个人就分头查资料。到故宫博物院、到档案馆。没有别的办法，所有资料就靠手抄。”王兰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也不确定要什么资料，凡是和溥仪有关的全都得抄来。”
那时，李文达腾出了出版社一间八九平米的屋子，把搜集的资料堆在那里。溥仪也成了出版社的常客。“我们都好奇，有时候就借口拿东西去那看一看溥仪是什么样子。”原文艺编辑室编辑赵中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正值粮食短缺的困难时期。李文达全面脱产、专心写作。出版社对他的唯一特殊待遇是隔三差五能吃到一顿夜宵。
长时间的合作已经让溥仪和李文达熟识。大清帝王和新中国的编辑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李文达那时不会想到，在几年之后的文革中，他会因为这个组织交代的任务蒙受苦难。
平静的写作过程持续了三年多。1962年2月和6月，分别排印了三卷本和两卷本，两次送相关部门审查。与此同时，出版社邀请了超过20位专家学者对初稿进行审读。综合溥仪个人要求、当时政治环境和专家的学术观点，最终从原稿中删除了十几万字。内容包括溥仪的离婚、将婉容的私生子扔进锅炉等细节以及对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的描述等等。删节的标准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因为溥仪刚刚结婚，涉及之前婚姻和私生活的细节给予删除；第二是“一些与主旨无关的历史背景”。
这个删节后的版本被称为“定本”，由李文达的助手王兰升作为责任编辑在1964年3月正式公开出版。与溥仪在狱中最初的手稿相比，这本超过40万字的书已经彻底变成了一部全新作品。封面上的作者名只留下了爱新觉罗·溥仪，李文达甘居幕后。在书正式发行前一个月，出版社征求中宣部和统战部的意见，决定将稿费的一半五千元付给李文达。
从此，这本有着典型报告文学模式的书稿被当做溥仪的亲笔自传流传海内外。
60年后仍是“悬案”
从1960年代至今，这部定本《我的前半生》印数超过180万册。一直到了2004年，群众出版社的一些老编辑开始提出是否能将溥仪在战犯管理所写就的“灰皮本”和后来又李文达改写的全本同时出版，以便能让读者看到历史的全貌。
“我们开会研究，最后定下来还是先出全本。”群众出版社副社长刘灿回忆。
2007年1月《我的前半生》全本正式发行，在原先定本的基础上恢复了曾被删除了的十几万字。市场热捧的同时，麻烦接踵而至。溥仪胞弟溥任的代理人黎园声称书中恢复的内容暴露了溥仪大量个人隐私，严重伤害了溥任的感情。并且认为书中存在硬伤，例如登基日期错误等。
“我后来查了，两个登基日期，一个是阳历一个是阴历，其实就是一天。”该版本编辑孟向荣对记者回忆。从此这本书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官司纠纷。这其中包含着特殊历史时期下特殊的出版背景、特殊人物的家族感情和更实际的经济利益。李文达及其家人、溥仪的在世亲属以及几家出版社全部陷入纠纷中。直到现在，《我的前半生》一书的版权归属仍是悬案。
在全本引发官司三年之后，真正由溥仪撰写的“灰皮本”终于得以公之于世。
在“灰皮本”的结尾，这个曾对数亿中国人有生杀大权的帝王写道，“我现在的心情和决心是：我不能离开太阳，同样，我不能离开共产党。这就是我今后的唯一方向！” ★
（实习生蒙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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