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供高级干部阅读的溥仪自传原稿终于面世

1986年，意大利导演贝尔纳多·贝托鲁奇（左）、李文达（中）和溥杰（右）在一起。溥杰、李文达应邀担任影片《末代皇帝》的历史顾问

溥仪“忏悔录”：50年后才露面的原稿

50年前，一本记载中国末代皇帝生活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全本公开发行，至今印数超过数百万册。然而这本由出版社编辑代为撰写的“忏悔录”并非溥仪的原稿，直至2010年岁末，那本曾经只供“17级以上政法干部阅读”的真正的溥仪自传，才得以正式公开出版

本刊记者/杨时旸

“我写的这本书就是我前半生所走过的既肮脏又见不得人的一段丑恶经历。”1951年，一位45岁、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下了这句话。彼时，中国尚且在政权更迭的转型之中。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忘却了这个男人的名字——爱新觉罗·溥仪。

实际上，这是一篇同题的命题作文。那所监狱中的所有“伪满”战犯都被要求写下名为《我的前半生》的忏悔录。

作为前清帝国的君主和新政权的囚徒，溥仪的忏悔录被印刷成册，供17级以上政法干部阅读。之后，这本书被大幅度改写、加工，公开出版，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后又被官司缠身多年。而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公开出版的这本书与原版相比，已经面目全非。

直到60年后的今天，溥仪在监狱中亲手写定的原始版本终于公开出版。

自传原貌首度正式公开

“灰皮本”是沿用了历史称谓。1960年代初，溥仪的自述《我的前半生》印刷400本，由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出版，供17级以上政法干部阅读。这个灰色封皮的内部资料，被口口相传为“灰皮本”。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那之后的50年中，灰皮本只是个传说。

这本于2010年岁末正式印刷出版的“灰皮本”，除了装帧和印刷变得精致了一些，与溥仪在战犯管理所写出的原稿基本上一致。

“我们想能给历史一个本来面目，知道这些事的老人们一个一个都没了，把这个版本出版了，也算抢救一段历史。”群众出版社副社长刘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灰皮本”的编辑过程相对简单，最复杂的部分也不过是找人将以前的原始手写版本录入电脑，再数度将繁体字转为简体字。让编辑费心思的部分是书内的一些错误和硬伤。比如，地名错、人名错、溥仪半文半白的语言习惯以及他自己生造的词句表达。“我特意问了一些历史专家。他们说，编辑不能随意更改原始历史史料的细节，这是基本行规。”孟向荣回忆说，“我们最终就按照原貌呈现，其中的细节和不准确的地方让读者自己去分辨。”

“灰皮本”《我的前半生》分为六篇十三章。溥仪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从出生开始叙述，讲述了登基、退位、与日本人合谋成为“伪满洲国执政”直到最终被关押进战犯管理所的全过程。书中的语言和内容充满着奇异的对抗。一方面，溥仪不自觉地保留了老派且有些雍容的语言习惯；另一面，又自觉向新政权的无产阶级话语靠拢。这个曾经的君王不停地将自己称为“恶事做尽无可宽宥的人”，他认为“在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的马列主义阳光下……为自己反动罪恶思想消了毒”。

在责编孟向荣看来，这就是一本悔罪书，“是一种反复唾骂自己的典型的狱中风格。”人们从书中可以看到时代变迁和政权更替，还有一个帝王在巨变之中的不知所措和极度恐惧。也正因为如此，在50年前的特定政治气氛下，注定它无法公开出版。

“溥仪在这本忏悔录中对他以及他那一伙‘封建余孽’在几十年以来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残害人民的严重罪行做了一些自我揭露。他在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还都没有进行查对……以供内部参考。”这是群众出版社1959年12月在刊印“忏悔录”时的出版说明。

“那本书就用四号字印刷了400册。”作为当年在出版社工作的编辑，年过八十的王兰升还清楚得记得当时的细节。

在公安部抚顺战犯管理所，由二弟溥杰帮助执笔，一群同样被关押的“伪满”大臣提供资料，溥仪写出了《我的前半生》。几名狱友自刻蜡纸印刷了油印本。管理所领导将几十本油印本送往公安部十三局。时任局长苏宇涵、副局长姚伦发现了这个帝王的回忆录相对系统，于是，委托同属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重新印发。这才成为最初的“灰皮本”。

当时印刷厂的工人没人清楚爱新觉罗·溥仪这个奇怪的名字到底是谁。在印刷完毕后，出版社发现，“溥”字竟被错印为“傅”。“当时就派人去印刷厂用修脚刀把单人旁刮掉，再把三点水盖上去。”当年的责任编辑王兰升至今还能回忆起这个离谱的错误。

随后，中央高层注意到了这本特殊的回忆录，希望能够公开出版并翻译为外文向国外介绍这个被共产党改造的末代皇帝。实际上，这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展示的一个成果——共产党人宽恕了一个卖国求荣的封建君主，并且用无产阶级思想将其改造成新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