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次，我路过华东师大老校区六舍和七舍之间的丁字口时，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怀想1995年初春，大学三年级，在这个地方听到哲学家冯契逝世的消息。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天阴沉沉的，我和一个同学夹着书，有说有笑，从七舍出来，打算去图书馆看书。走到那个丁字口时，迎面过来一位旅游系的朋友，拦住我们，悲伤地说，你们的冯先生去世了。
至少在我，精神崩塌。
打从进入这所美得让人心醉的大学校园，我就从师长那里，断断续续听到他们以崇敬的口吻，提到“冯契”这个名号。自己心里，其实有些不以为然——思想类的书籍，鄙人进大学前，还是看过一些的，至于那么崇敬么？
我们这个班，算是思想活跃的一群，因此认识了很多其他系的同学，中文、历史、法政、教育、数学、化学、环境科学、旅游等系，都有交往至深的同道，大家在一体，谈学问，办讲座，搞社团，外出考察新出现的“民工潮”……热闹得很。
随着专业课程的深入，我的那些宽广兴趣渐渐丢失，最后纠结在语言哲学上：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这些人之间，难道是壁垒森严的？总有一个可以汇通的东西。它是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诚然，这是一个很高级的问题。
1994年初冬，我读到冯先生在那两年先后写成的《忆在昆明从汤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忆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的探讨》和《智慧说三篇导论》等文章，一下子如醍醐灌顶，拨云见日。从冯契思想的角度来看，很多难题，迎刃而解；当下那些让人无所适从、形形色色的争论，可以更为顺畅地判定所提问题的质量高低。在我看来，理论尽管是灰色的，但富有洞见的理论，同时是有美感的。
从那时起，冯先生在我心目中，不再是一个衣着朴素，貌不惊人，笑起来有些腼腆的普通老学人。他逝世后，有人赞他“汇中西之学，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至今仍然认为，这不是溢美之词。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界最后一位大师。同一年，牟宗三在台湾逝世，并称当年思想界两大损失。
冯先生师从金岳霖，金岳霖师从罗素，这种学脉，使我们不仅在小环境上沐浴着来自西南联大的风气——自由的思考，拿冯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不管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而且可上承分析哲学的源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有根底的。
一所有大师的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方今各高校，校园建设美轮美奂，这是学校财力和景观设计师的杰作。而那些景观的生命力，要由居住和生活在其中的杰出思想家赋予。杰出思想家的存在，使大学校园具有神圣性，大学因此成为世俗社会的精神堡垒，而不是一间机制复杂的职业培训机构。
我有幸，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清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所精神堡垒中。受冯先生思想和人格魅力的影响，系里师生之间，很多或亲如父子，或情同手足。二十多年过去，一个叫焦兵的系友最近在他的微博上动情地写道：“身处转型年代，每一次见到久违的老师，都觉得像在山间激流中遇到一块磐石，无论浊流如何冲撞，自己如何颠沛，都让你沉稳笃定、心有所系，情感上扎扎实实充了一次电。老师真的是一生的亲人。”
但在大时代冲击下，这种近乎学派传承的师生关系，成了一种回光返照般的绝响。各所大学，包括那些中国顶尖学府，还真的具备了职业培训机构的一切特征。学校的专业设置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其中市场需求恐怕是第一考虑因素，我们这种哲学专业，也曾学习过商务贸易之类的课程。
然而市场瞬息万变，热门进，冷门出，成了许多新设专业的常态。这种过分贴近市场的办学方式，渐渐地把原先较为纯粹的师生关系，强行置换成客户关系。毕业之后能够找到好工作，拿到一个高额的课题，是第一位的选择。人格的砥砺和养成，形上问题的追问和诘难，渐成了次要和“荒唐”的要求。
所以，冯先生的逝世，对环侍在他周围的长幼学子来说，还饱含着一种时代的忧伤。
这所美得让人心醉的校园，曾因有吕思勉这样的史学家，有冯契这样的哲学家，有王元化这样的思想家，还有中文系那一长串著名作家、一群披头散发的青年画家和举止怪异的人物……而显得那么意蕴深广，深不可测。
然而随着人物凋零，校区迁移，人文鼎盛的老校区渐渐显得更像一所适合休闲游走的公园。只不过，每次去那里，总可以见到一些中老年的校友，在那里凭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泪水。
社会是浮躁的，大学也是浮躁的，但曾经有过大师的大学，可能有更强的抗御浮躁的能力。
今年是华东师大建校六十周年，按照常理，加之学校财务状况好转，办一个华丽的校庆似为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很意外，打开师大门户网站，最主要的校庆内容，是大致从三月份开始，举办的一个接一个的学术讲座，我初看内容，很多是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但地点几乎全在闵行新校区，路途遥远，算是再次切断了我与这所大学的精神纽带。这是个人损失。但我还是要祝福那些还在学校的师生，你们的精神家园还在。
而十月十六日这天是校庆的正日子，见多识广的新闻记者发现校庆会场竟然没有设主席台，也无权贵到场，于是这个成了新闻看点。其实，这是这所学校本来的常态：有大师的日子，谁能坐到主席台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