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个公众人物以更为另类的姿态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一个是北大的教授孔庆东先生，一个是上海海派清口的周立波先生。两者的相似之处倒不是 说都算作演员，而是因为他们都是以在野之身而心怀天下，为庙堂之上的人操心。孔庆东先生在倾慕朝鲜之余，为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要对媒体“双起(双双起 诉)”辩护，并鼓动“全国人民”都去起诉“南方报系”；而周立波先生则对于目前代表民意主流的网民表示不屑，完全不顾其清口段子经常剽窃网络段子之现实， 而且他请求领导们不要关注网民的意见，与他的这种抄袭行为倒是有相映成趣的效果。
对于这两位的话，没有再剖析的必要，否则我等的智商就未免太不值钱了。这已经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而是一个常识的问题，连常识问题都不知道的人，估计也是晨钟暮鼓无法警醒的。而这件事本身所带来的现象，倒是值得说上两句。
前几天有鉴于目前很多知识分子与公众人物的种种丑态，曾写了一个顺口溜嘲讽之。文辞颇为不雅，欲知详情可以在网上百度。其中人物倒可在此罗列一 下：余秋雨、王兆山、司马南、李敖父子、阮次山，另外两位就是孔庆东与周立波。总感觉上述这些人都是文化界中的名人与表演类人士，具有公众声望的同时，似 乎缺了点什么。
应该说中国自古以来还是有知识分子传统的，同时，哪怕是演艺人员也有颇有风骨者。我的朋友十年砍柴曾经说过一个故事：清朝末年的名丑角刘赶三曾 经献艺御前，那次他演的是皇帝，开场白他是这么说的：我演皇帝倒有座位，真皇帝连个座位都没有啊。其时戊戌变法被镇压，正是光绪皇帝很倒霉的日子，只能站 着陪老佛爷看戏，有这一讽谏，光绪皇帝算是以后有了个座位。而“强项令”的事迹恐怕就更是史不绝书，想必是连举例说明都是不用的。
比之今日今时，似乎古代的情况还算好一点。要知道，古代知识分子们颂圣的热情虽然高涨，那毕竟是当官以后才有的事儿，在民间并无这个传统。民间 的传统是所谓“清议”，臧否人物、论时政得失。民间艺人有时候比知识分子具有更多的批判意识，在唱那些圣主明君、帝王将相之间，还是对是非很清楚的，毕竟 戏文就是那么唱的嘛。我们在历朝历代都很少见到在野的这些人主动出来歌颂什么，这也不是他们的社会角色与职责。
原本的社会是一种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实际上处于皇权不下县的状态。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了政府手中，没有它的分配，估 计这些人都会饿死。一旦这种状态形成，原本的气节也就被摧折殆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形势多样化之余，算是把这口将要断的气给接续了起来。
但也就是在这些年里，资源与资源的分配又开始集中，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想要获得更大利益或者权力的某些人看清了某种趋势，开始主动向权力靠 拢。这么说吧，这就跟公务员考试火爆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想依附于最有利益可得的一方。这也是为什么猛然之间，北大的教授与上海的演员不谋而合走到了一起 的缘故。
这种状态之所以不好，是因为这就等于上至学术的象牙塔、下至民间草根台，都没有了以言论制衡权力的意识，倒是主动或者无意识地靠拢权力。这种为权力背书的行为，当然是知识界之耻，甚至是以草根票房养活的那些艺人之耻了。
